看到和陆荣勇一起打工的同乡陆万红时，陆荣勇才觉得自己的弟弟还是幸运的。他这样描述见到陆万红时的情景：“他正躺在沙发上，两眼微闭，我问他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他说就是头晕，总是想吐。左手肿得油光发亮，我一问才知道，他的前臂被厂里的打手用钢叉穿过，伤口也发炎，呈乌黑色，而且现在活动不得。我想带他到公安机关报案，但他一听说就害怕，死活不去。他脸上那种害怕的神色，就像是电影里面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样子。”
2002年3月13日，家住重庆市黔江区两河镇良家村的陆荣勇和同村的陆万红、陆万江兄弟以及其他20来个同乡，在重庆的包工头陈永锡的带领下，来到天津市大港区小王庄镇南抛村的新联砖厂（以下简称“南抛砖厂”）打工。“来之前，陈永锡告诉我们一年能挣七八千块钱，但是我们来之后，情况就全变了。”陆荣勇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我负责拿钢叉挑砖，按规定挑1万砖才能拿到20元钱，有活时我每天工作14到15个小时，累死累活顶多挑6000多块，只能拿到十一二块钱。而每天要想在厂里的食堂吃饱，就得花10元钱，所以我们等于每天白干活，根本挣不到钱。”
陆荣勇说，“除了干活累，工人们平时还经常挨打。我们没有自由，平时不许出厂，寄信都是统一交到厂里，但是给家里写了信都好像石沉大海，没有收到过回信。”“刚来1个月，我就不想干了，但是厂长说要走必须交2000块钱，我根本走不了。”陆荣勇说。
陆荣勇摸着自己的脸告诉记者，自己就挨过厂里管理人员的大耳光，理由是未能按时在早上4点半起来干活。
比起陆荣勇，在厂里开车拉砖的陆万红可惨多了，未满18岁的他是第一次出来打工。陆万红回忆，4月27日，因为拉砖的事，他和厂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发生争执，在被打了两拳后两人动起手来，厂里的几个人一起打他，其中一人用挑砖的钢叉将他的手臂扎透了。疼痛难忍的他捂着流血的伤口向厂外跑去，但是被厂里的几个人骑摩托追上，8名壮汉拳脚相加，其中一人用铁棒将陆万红一棍打昏。
工人们逼工头陈永锡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后陆万红被送至大港医院，经过短暂治疗，又被拉回厂里。
陆万红说，正是利用自己被打伤需要照顾的机会，在同一砖厂打工的哥哥陆万江才得以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速来救他们。
头昏、恶心、腰部剧痛的陆万红躺在床上盼望着家人的到来。
4月30日，陆万红的继父和在南开大学读书的亲戚于文文来到厂里，准备接陆万红、陆万江及其女友离开砖厂。
厂长刘木敏将他们一行拦住，说走也行，每人交2000元钱，名目是工厂为工人花了培训费，以及工人离开后因为缺编给工厂造成的损失费。
在经过多轮的交涉后，厂方最终同意：受伤干不了活的陆万红可以走，哥哥陆万江和其女友不能走。
同在工厂打工的陆荣勇趁人不注意，求前来接人的南开大学大二学生于文文给自己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哥哥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陆煜得知自己弟弟的情况后，5月2日，赶赴大港，并相继向当地派出所和大港区公安局刑警队报案。在警方的帮助下，5月5日，陆荣勇终在没有交纳2000元培训费的情况下被哥哥接走，其他没能走的工人同样请求陆荣勇出来后想办法救他们出火坑。
陆荣勇走时，工头陈永锡给了每个重庆来的工人20元钱，这也是陆荣勇等人两个月来惟一的收入。
5月22日，记者赶赴南抛砖厂。这个位于大港西南的砖厂介于津冀两省市的交界处。在露天工地上，记者见到一些工人正在干活。“每天工作多长时间？”记者问一个正在拉砖坯子的山东小伙子。“大概十三四个小时。”他一边干活，一边回答，汗水不停地滴淌在地上。“每天几点起来干活？”“起五更。”说这话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齿，在太阳的照射下，和黑黝黝的身体极不相称。“什么时候给钱？”“说是麦秋。”
由于厂长刘木敏有事不在，记者被副厂长刘学达和厂长刘木敏的弟弟刘木强等人“请”到厂部办公室。
据他们介绍，这个砖厂是去年由刘木敏向南抛村承包下来的，共有来自重庆、山东、甘肃的40多名工人在此打工。
副厂长刘学达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包工头招人，厂里负责工人来厂的路费。厂里只和包工头打交道，由包工头管理工人，工厂实行按件记费，只有整个小组完成任务后，工厂才将工资拨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发给工人。
重庆包工头陈永锡承认，他没有和工人签任何协议，一般工人的工资一年结一次。
对于4月27日陆万红被打的事件，副厂长刘木强坚决予以否认，他说是重庆的“小不点”（因陆身材矮小，被称作“小不点”）将工厂的杂工排主任打成“乌眼青”，陆万红并没有被打。
工厂的几个管理人员多次提到“重庆的那几个小子不好管”。陆荣勇也认为，山东的工人好像没有他们那么惨。
刘木强指着记者说，“你去看看，附近大大小小的数十家砖厂是怎么对工人的，看看他们工人的劳动强度，你就知道我们厂对工人还算是不错的。”
据小王庄镇派出所所长于长奎介绍，该镇共有小型砖厂11家，南抛砖厂属中等规模，在毗邻的河北黄骅也有很多类似的砖厂，其用工也多是外来打工者。
天津市大港区公安局政治处刘树华主任说，如果大港区真存在像工人们所说的“黑厂”，公安机关将严格予以取缔；如果发现有公安人员为其做保护伞的，也决不留情，将严肃查处。
远在山东威海的陆万红的母亲打电话告诉记者，大儿子陆万江十几天前来过电话，说他已经偷偷地逃出厂了。
“本来说要来找我，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母抽泣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