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４月中旬，《文艺争鸣》杂志编审朱竞来湖南开会期间抽暇采访笔者，探讨当前的一些文学现象，对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笔者进行了坦率回答。
她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说：您提出来的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六年前，我在贵刊《文艺争鸣》发表的“文学世俗化批判”专栏和《文学蜕变》两文中进行过探讨和分析，遗憾的是六年过去了，恰如拙文中所预言：“文学商业化和世俗化在制造表面的、虚假的文学繁荣景观的同时，却弱化了文学的整体素质，造成文学群体性的精神萎顿和思想贫血，这种局面将无法避免，愈演愈烈，其势难以逆转。社会的世俗化酿成文人的世俗化，文人的世俗化又导致文学的世俗化，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恶劣循环。这种时代的病灶对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戕害，用不着多长的时间就会强烈地显现出来。”上述判断真是不幸而言中！君不见，这些年来隐私文学的盛行，色情文学的泛滥，“下半身写作”的时兴、“身体写作”的张扬等等现象就是如此。纵观当前文学创作，文学精品诞生愈来愈少，而文学赝品与文学垃圾却愈来愈多，而我们的各种媒体和某些利欲熏心、色欲附体的评论家和编辑却与之同流合污，大肆鼓吹宣传为其热炒助阵。这真是令人恶心！不必讳言，上述文学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固然是社会风尚愈趋颓废和物化对文学领域渗透所致，然而，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编辑、评论家无耻地推波助澜是难辞其咎的。十九世纪狄更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恶劣的时代。”我希望这句话不会适用于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虽然丰富多彩，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大多是写乡土民俗、传闻轶事、蜗角之情、杯水风波、情场纠纷、商场角逐、官场黑幕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很少去反映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和历史沧桑，很少去描写关系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件、大主题，缺乏对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缺乏对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的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缺乏撼人心魄的崇高人格力量，缺乏纵横捭阖的宏大气魄。这些年来，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在正面切入新时代的生活场景，冷峻思索在人类文明进化道路上关于人性、历史、文化、精神异常复杂的简直悖论方面，都有待开掘和突破，对具有本质意识上的文学启蒙精神、反思精神、悲剧精神方面都有待超越和升华，思想的匮乏和理性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创作普遍的弱点，克服上述弱点可能就是一种开拓、一种突破。我们许多作家都有意识地回避了所谓“宏大叙事”和敏感的社会问题，选择了所谓“私小说”和“个人化”的倾向，这当然是作家个人的考虑和个人的自由，原本无可非议。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创作中争先恐后地适应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需要，一味追求萎靡、颓废、肉欲的新奇刺激，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变异和沉沦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有些作家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新潮，殊不知欧美大师级的作家都是非常关注社会问题，非常关注文明进步，他们决不是颓废派的倡导者和文明的背逆者。智利著名的文学大师巴尔加斯．略萨在1994年7月12日致中国读者的信中说：“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我认为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信念最好的反映。”被美国《芝加哥日报》誉为“十年来所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青年女作家”乔伊卡洛尔．欧茨曾经强调申明：“我只关注一件事：我这一代人的道德、社会状况。”据此，我们无妨对照一下倡导“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的一些走红的所谓“前卫作家”和“美女作家”，他们本身和他们的作品对青年一代的道德和社会文明进步到底是起了腐蚀作用、还是优化作用呢？
当然，现在这些“前卫作家”和“美女作家”都拥有市场，拥有读者，热销一时，称雄文坛。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泡影，走俏多年的痞子文学而今疲软，就是现实证明。莫洛亚在给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评传里写道：“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起来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我想，被大师情结、名人情结、明星情结折腾得昏头昏脑的一些时尚作家，是否能冷静下来，清醒过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那些乐于充当时尚作家鼓吹手的评论家和编辑是否能暂时摆脱利欲和畸形心理的困扰，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呢？
(余开伟 责编／方向) 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