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用“骂街”这个词并不恰当，因为我生长在农村，无街可骂，也许应该说是“骂村”？骂村不是吵架，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对手，一般是由于自家的鸡鸭找不到了，或地里的庄稼被谁家的牛吃了，但又不知是谁干的，于是就面向全村骂开了。骂村往往发生在早上或傍晚，伴着袅袅炊烟，一种高亢嘹亮的民族女高音传了开来。那真是女高音，足以达到举村皆闻的！起首往往是这么一句：“哪－－个－－天－－杀－－的哎－－－－”，虽在盛怒之下，但一骂三叹，曲调婉转、余韵悠长，如果不问其内容，光从听觉来说，那绝对是一种享受！有时侯我觉得，其实这些“波妇”之意不在骂，而在于发泄心中郁积已久的怨气而已。长骂当哭，骂过之后，又可以忍受一段时间的苦难了。
可是这种优美的骂声现在已很难听到了，原因何在？我想还是那句老话：“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农民逐渐富裕起来之后，谁还会为了那么一丁点小事而大骂出口呢？毕竟，那种女高音是颇耗气力的。也可能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妇女们的心情越来越舒畅，心中的怨气越来越少，造成中气不足，从而已喊不出来了。
看来，在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变革之间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
正如有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封闭同质的宗法社会：封闭保守，等级森严，人际关系基本上局限于血缘关系，权威主要来自于辈份与年龄，以传统习俗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纽带，道德禁忌多。但今天，至少在我的家乡，这一切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说，传统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步衰亡。
我的故乡是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四百多人口，人均田不到一亩、地一亩左右（多分布在山上），生活水平总体上正处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但贫富差距已比较大，虽还没有百万富翁，但几十万元户据说已有六七家。富裕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村外，有两个是八十年代初出去为别人打工的，后来自己成了包工头；有两个是九十年代初出去捡垃圾的，后来成了废旧物资收购商；还有一个更奇，据说其财富主要是靠赌博赢来的！不一而足。
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另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描述，这生动地体现了乡土社会封闭性的一面。但今天这无疑已成为历史。在我们村，平时已很难看到一个年轻人，村子几乎成了老人和孩子们的天下，而老人们对此似乎已习惯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的一位堂兄要去参军，我爷爷非常反对，但却无可奈何。临走的那天，我爷爷很伤感，说什么“你这一去，再回来时不知还能不能见到我？”（后来他倒是还活了不少年的）。而今天的农村，已很少有父母不让子女出去的了。以前外出打工者一般每年还回家陪父母过个年，但现在，很多人都在外面过年了，倒是我每年春节都还回去一趟。今年春节，我又一次与叔伯们共饮，酒酣耳热之际，大伯突然冒出一句：“你们十四兄弟已有很多年没在一起过了吧？”是啊，由于我父亲共有兄弟五人，且膝下子女都不少，因此我共有堂兄弟十四人，自从八十年代末有一年春节我们曾在一起相聚过之后，十多年来，已从未到齐过一次。三叔听出了大伯话语中的感伤，忙答道：“明年你下令叫他们全都回来过嘛，我想他们会听你的。”很明显，这一句让大伯很受用。毕竟，爷爷去世后家中就数他最大了，按传统，他讲的话应该是算数的。但他却答道：“算了吧！其实在不在一起过年并不重要，只要有这份心就行了。何况来回路上，即费钱又辛苦，何必呢？”我想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这已不再是那个长辈具有绝对权威、令出必行的时代了。记得十年前爷爷去世时，我们兄弟都没有到齐，现在要相聚就更难了。
随着封闭性的丧失，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也将难以维持。因为那种表面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宗法权威其实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的，那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遗产的继承关系。传统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重复生产，由于家庭财政大权掌握在长辈手上，子女不得不依赖父母，因此多数人所谓的孝顺其实是有一定的经济因素在里面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子女在经济上越来越能够自立，已不太在乎父母留下来的那点遗产了，再加上现在的子女一般比他们的父母更有文化、更见多识广，这样一来父母还能有多少额外的权威可言呢？如果说在我的记忆中，爷爷似乎经常是板着面孔、动不动就训斥别人的话，那么现在的长辈们则要和蔼得多了。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吧！不过，有些青年已发展到对长辈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与孝顺的地步，这又是值得忧虑的。也许，传统的变迁总是有得有失的吧。
农村宗法传统的衰落在祭祖这件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我的家乡曾兴起过联宗祭祖，每年清明，附近十来个村的同姓同宗的成年男女（除少数年纪太大的老人及部分妇女留在村里做饭外）一齐出动，上山扫墓（我们那里叫“挂山”）。队伍往往达数百人，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看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好生羡慕，恨不得快快长大！但这种活动无疑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很容易引发族与族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冲突。印象中是在第二年，终于出事了！
由于有一些墓比较偏远，大队人马去很不方便，于是就派一些小分队去。话说其中一支人马来到了一个异姓村庄（唐村）附近，找到了传说中的祖先墓地，却发现已成了一块菜地，旁边还砌着一个厕所！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气之下，扫墓者就展开了拔菜运动。正拔得起劲，却见那村中猛地冲出数十条大汉，手持锄头棍棒，朝扫墓者打来。寡不敌众，有几个扫墓者见势不妙，仓皇而逃，剩下几个勇敢的或跑得慢的就被抓了起来。几个漏网者逃回我村，宣告了这一特大悲讯（免不了还要添油加醋一番），村子里顿时就象炸开了锅，群情激愤！人们自发地汇聚到村口，商讨对策。一位据说平时常在外要饭却仍然在清明节前夕赶了回来的中年村民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力主立即出“兵”去营救我们的同胞兄弟，而且发誓要扫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唐村；有一些青年则已拿出了武器－－鸟铳、刺刀之类（据说其中一把还是当年从日本鬼子手上缴获的）；有一位谋士则设计出了一个似乎非常高明的进攻方案：先派几个人假装去与对方交涉，引开敌人的注意力，然后大部队再从侧面突袭敌营！倒是村长比较冷静，说我们的人还在对方手上，不可轻举妄动。
正在此时，却见村外走来了几个唐村人。由于唐村比较偏僻，其村民外出或回乡往往要经过我们村，这几人大概是正从外地赶回来扫墓的，其中一个还是我们村一户人家的亲戚，正想与熟人打招呼呢！却没想到成了送上门来的替罪羊。但听村长一声令下：“抓起来！”一干人蜂拥而上，将这几人捆绑起来（免不了要出几下拳脚），这几人弄了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呼冤枉！但没人答理（连那位本村的亲戚也只好大义灭亲了），大家现在关心的是如何处置他们：是打？是关？还是马上提着去换人？后来一致同意先关起来再说，关哪儿呢？有人提议：“猪栏！”众人皆觉好，于是就把那几人关进了猪栏。（多年以后，附近的一个村庄把来收三提五统的乡长关进了猪栏，这是后话了）有了跟对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众人的心稍安了一点。后来，仗终于没有打成，在乡政府（那时还叫公社）的调解下，事件得以和平解决。而自此以后，联宗祭祖就被禁止了，二十年来，再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祭祖活动。但我觉得政府的禁止只是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初，农民外出打工的很少，但随着出外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清明节的凝聚力就日益下降了。说到底，农民是讲实用理性的，为了回乡扫墓而花费一笔不小的金钱并耽误几天的时间，在今天已没有几个人认为是值得的了。于是，扫墓就越来越成了老人们的事了。有时侯我想，当这一代老人去世后，还会有人来为他们扫墓吗？突然想起《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呵呵，搞笑。
伴随着宗法制度的衰落，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与进取精神日益增强，而且心胸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宽容。所以，虽然没有了传统的宗法权威，新的权威也尚未树立，但我们那里农村内部的社会矛盾并未激化，反而有所减少。（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有所扩大）家族之间的仇恨，我小时候是有过强烈的感受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成了我学习的一种动力：刻苦学习，出人头地，以报家仇！那么，这所谓的家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村虽然基本上是同姓，在一百多年前还完全是一家人，但后来却不知怎么分成了两支：一支人多势众，主要住在村西；一支人少一点，住在村东（村东村西之间其实并无明确的界线）。矛盾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前一支是由我们祖先的正妻所生，而后一支则是由小妾所生，故前者往往趾高气扬，后者则颇受压制。我家就属于后一支。记得小时候，双方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经常互相吵架甚至打架，结果多是感觉我们这边吃亏，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居然颇多仇恨（真是可悲、可叹复可怕！）。而现在，这种仇恨可说已荡然无存。这绝不只是我个人的转变，而是一种普遍的转变，总体上看，村东村西的人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这是为什么？我想主要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想来，其实当初的争吵也非为了什么百年恩怨、什么“大小”“正宗”之类的名分，而无非是为了一些现实的田地、鸡鸭之类的琐事而已。而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的心胸也日益开阔，昔日的那点琐事自然已不再放在心上了。在这里，农民不再固守家园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依然固守在一起，矛盾势难化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应该说是“出一步海阔天空”），人们常说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内耗，其实这是传统的封闭型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
宽容不仅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而且体现在道德观念上。人们常说传统社会是一种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