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本周(8.26-9.1)

作者:唐郎 发表:2002-08-25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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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26日,广东海丰县发生残杀彭湃烈士亲属及其他干部群众的严重事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攻击中共最早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烈士和他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遭到海丰人民的强烈反对后,李敬业等人便秘密调动人员进城,进行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屠杀。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400多人被打成重伤和残废,3000多人被打伤。彭湃烈士的亲属被杀害,其侄子彭科的头被挂在闹市区示众3天;其堂弟被枪杀,小儿子彭洪被投入监狱,折磨致死,8年后才通知家属;连彭湃96岁高龄的母亲也被秘密监禁,迫害致死。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认真调查,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和杀人凶手,依法惩办,为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其他人平反昭雪。

1967年8月26日,浙江“省联总”武装进攻萧山,制造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26日凌晨,“省联总”所属数十个单位的4000名经过军训的造反派,在支左干部和“省联总”负责人指挥下,分3路武装进攻萧山,打死90多人,伤者众多。他们冲进公安局查抄档案,砸开监狱,带走5名在押犯,抢走监狱枪支和财物,不少机关商店也被抢。据10多个单位统计,被窃粮票5万多斤,损失10万元。农机厂被枪弹射中起火损失达24万多元。

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老红卫兵”法西斯式的残杀无辜者事件。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来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8月27日,有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揪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方的“变天帐”,于是又把目光投到其他“四类分子”以及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立即返回,以便满门抄斩。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到残杀,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有22户被杀绝。另外: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时间里,北京市共有1700多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赶出北京。此外,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红卫兵抄家,或被迫闻风主动交出各种财物。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毁。

1967年8月28日,宁夏青铜峡发生部队开枪杀死造反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8月16日,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击了宁夏驻军机关。8月28日,康生说“保守派”群众要搞“反革命政变”,“性质变了”,下令调动宁夏驻军进行武装镇压。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197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同意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为宁夏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冤案平反的请示报告》,对此案予以平反昭雪。

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发布。毛泽东批示:照办。《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指战员:一、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三、军队指战员必须严守岗位,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联。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另立山头、重拉队伍的,要强令解散。五、坚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上交武器。凡负隅顽抗者,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六、绝对不知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很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职工、农民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进行生产。九、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度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1970年8月29日,宁夏银川市革委会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13名1966、1967届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修组织。其中有3名当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中年纪最大的26岁,最小的21岁。他们在“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中写道: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元件,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因为成员不住在一地,“守则”还说,“自修大学”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以后,自筹经费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1970年3月,在当时进行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当局定为“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 “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他们的罪证,就是他们在两期“学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们的来往书信。这13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拒捕关押和在本单位被隔离关押和“批判”“斗争”。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自杀。1978年8月8月5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召开大会,为这一冤案平反。1978年8月7日的《宁夏日报》发表了以《拨乱反正、彻底昭雪》为标题的报导。197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错案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青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这篇文章表扬这写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钻研理论探索真理的精神”。


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又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领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此后,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1967年8月31日,湖南发生大批武器弹药被抢事件。从7月底到8月底,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818支,“六0”、“八二”迫击炮27门,手榴弹1万多枚,子弹250万发。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还先行发表了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1966年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复信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讲述了8月29日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泽东就此复信,并对章士钊的来信批示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同日,周恩来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另还亲自理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4)国副;(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李宗仁)。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有:

政策问题:
  1.团结大多数问题。依靠左派,教育争取中间派,孤立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
  红卫兵在学校是少数,1000多人中,只有一、二百人,要争取团结大多数,除了顽固分子以外,都要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首先是对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到工厂首先要请教工人,还有农民、解放军、服务人员,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你们要照顾这一点。不能停止生产,服务行业也不能够停,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这样大多数人才能站在你们这边,各方面才能支持你们。要与公安部门配合好,团结好,因为公安机关是我们的专政工具。
  2.敌我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打击谁?依靠谁?主席讲过好多次了,大家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地、富、反、坏、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打击。一般在城里已落了户,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债,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坏分子,应当回去。
  要查有实据。右派分子有两种,已摘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
  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的威风,他的威风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坏活动,还有选举权,就不要打倒。
  取消定息,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已经领的退回去也不好,因为这是合法的。
  对知名人士,如民主人士年岁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下边还要讲这个问题。
  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这样你们在座的许多红卫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
  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搜查?如宋庆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能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
  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打击流氓分子太宽了,斗争年轻娃娃,有的有流氓行为,有的只有点偷窃。
  文斗武斗问题。十六条讲了文斗武斗,社论也讲了。武斗只能体罚,文斗才能攻心。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对俘虏军官都不打。
  有的人好象打了一下,会壮声势,实际上失去的是同情。
  红卫兵要解放军和公安部门保护你们。态度不好,不需要打。
  我们不提倡武斗。应坚持说理,主席一直提倡文斗。
  搜查,要充分调查。公安派出所要谨慎。是否没收金钱?
  要讨论一下,现在就很被动,未登记,未给收条。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有组织,不能用没收的办法。登记不要弄错了。如要退还就很难算帐。以后要有秩序,有极少数红卫兵,占用了手表、照相机,这就不好。
  戴高帽、有的20斤重(陶铸同志插话:这也是体罚),应当把道理告诉大家。我们提倡文斗,以理服人。
  保护、爱护公共财产和群众利益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毁了太可惜,应该注意。
  …………
  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部门,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和解放军要保卫整个国家。还有新华社、广播电台,机要档案,不能随便搞乱。
  到外地去的红卫兵,由于组织准备不好,与各地工人、机关发生矛盾,主要是打人,使当地党委不好做工作,这次要有组织地去。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紧紧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发展和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他们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5.16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文章说:“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文章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1970年9月1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讲话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啊,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约。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书。从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的惆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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