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是是中文版《资本论》翻译之一，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早期思想左倾。
1948年，中共南方局把李齐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千家驹等民主人士分批护送往北京附近的毛泽东驻处的西柏坡。毛接见他们时，开场白便讲出这样一番话：“啊哈！座上有好多位大知识份子，久负盛名的教授、学者，真好啊！我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干管理员出身的，今天你们都上了我的贼船了啊，哈哈！”
千家驹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盟副主席．等职。
1989年，千家驹曾公开反对邓小平向学生开枪，一度流亡洛杉矶，与前中共中央委员、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均在星云大师处安身。
后来，江泽民亲自批示“千家驹来去自由”，千家驹便放弃回到深圳定居，亦常往香港。
由于千家驹的言论，中共对晚年的千家驹很泠淡。千家驹去世之后，中共如何给其盖棺论定尚在讨论之中。
1991年10月20日，千家驹于加州曾致信中共元老陈云、薄一波，全文如下：
陈云、一波同志：
许久不未，身体可好？
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来美国的，有两年多了。我此次来美，与八九天安门事件并无牵连。我既未参加天安门的群众运动，亦未在任何支持民运 的文件上签过名。但是我不能同意北京当局以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群 众，这不但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所未见，即北洋军阀政府亦所未闻。所以我在“陆四”的第二天，给任仲夷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告广东当局“要 保持清醒理智头脑，对学运采取克制态度，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我因家住深圳，经常来往于香港深圳之间，恰好美国有一学术团体邀请讲学，我就来到美国了。
抵美之后，客居洛城，书生报国无门，只有以文字表达心情。我又发 表了几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毛主席不正确的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不料以此触怒北京当局，于今年三月撤销我的全国政协常 委职务。这对我倒是件好事，因为这使我可以放下包袱，畅所欲言。来美两载，观感所及，不无一得。在中共领导人中，只有你们两位是比较了解我的，故略陈所见。
您俩知道，我是以毕生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研究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尚有一知半解。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解剖的资本主 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演变、发展，以适 应时代的要求。现在的资本主义，既不是马克思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也 不是列宁在二十世纪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二次大战后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武断的两个世界平行市场的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新型的含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课重税于资产阶级，用于失业者救济、老人、残废者、儿童的福利 待遇，远远超过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它强大的生命力，绝非毛泽 东主席所形容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其次， 这些年科技的发展，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是 以机器代替人的双手，因而使生产力提高几十倍、几百倍；那么，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则是以电脑代替人的头脑，这在人类的生产发展 史上是比产业革命还要伟大深刻的革命。在本世纪初，美国还要以40％的人口从事农业，现在不到2％的人，就生产出足以供给二亿三千万人口的粮食而且还有剩余出口。
目前，电脑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美国，没有电脑的基础知识，休想到超级市场当一个普通的店员。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世界，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过去我们总认为资本主义是盲目生产，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计划经济。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资本主义大企业没有不是 计划生产的。它们对于世界市场的情况，它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消费者的趋势，对花色、品种的选择、爱好，无不要作精密的调查。因为如 果产品没有人要，企业就要破产，这是关系到投资者身家性命的事。反之，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计划经济，靠一年一度的计划会议来制定一年或五年计划，凭长官意志行事，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供求状况，与消费者脱节，产品积压，损失反正是国家的，才真正是盲目生产。我国产品积压严重恐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 义，而计划经济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绝对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营企业， 但它们都要采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一切应以能否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准绳。 所以我是很欣赏邓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论”的，认为它是符合马克思主 义的。现在国内又掀起什么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的谬论。那么： “人民公社”分明是姓“社”的，而“包产到户”是姓“资”的，我们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要废除人民公社而实行包产到户呢？！须知客观的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斯大林所说，对经济规律人们只能发现它，认识它，而不能改变它，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以当年毛主 席威信之高，凭主观意志搞“三面红旗”尚不免磕得头破血流，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始终认为：“和平演变”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和平演变”者，不通过暴力或革命手段而逐步改进也。资本主义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也要 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和平演变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而社会主义制度也通过和平演变吸收了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这有啥不好呢？ 现在国内一闻“和平演变”便谈虎色变，听说还要成立什么反和平演变的小组，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怕和平演变是怕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 义。这真是笑话！如果社会主义真有它无比的优越性，我们何必怕它和平演变呢？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确有它的局限性或不可弥补的先天缺陷，我们欲求不和平演变亦不可得。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国怕“和平演变”是建筑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一大前提上的。我国由于受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八 年抗战胜利后，又有三年解放战争，中共最后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大陆。 不久又有抗美援朝的战争。所以中共领导始终认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 直至灭亡，这是反动派的逻辑。
到了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我们又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到了 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我们又联美以抗俄。而美国亦以世界战略关系，认 为苏联是美国的第一号敌人，中美携手，有利于世界局势的平衡。中美苏三角关系不断地改变，从五十年代的中苏同盟到七十年代的中美携手，是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自戈巴契夫上台以后，美苏关系缓和，冷战时代随 之结束，世界形势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中共领导人中，“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旧框，却始终没有打破。到了今天，究竟谁要亡中国呢？是“苏修”吗？苏联今日自顾不暇，还哪有亡中国的野心？是“美帝”吗？谁也知道美国对我无领土野心，也无直接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今天不再说“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而是说“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 或者如李鹏所说“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如何“亡我”呢？用武 力侵略，不可能了，所以它们寄希望于“和平演变”，即用和平方式变社会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因此我们要防“和平演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这一套理论，只要稍具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常识，就知道是不值一驳的。首先就是“反动派”或“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一大 前提便是错误的。今天“国外敌对势力”究竟是谁呢？“美帝”、“苏修”、“欧洲共同体”？都不象。那么笼统的说，“国际反动派”或“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吧，它们亡我之目的究竟何在呢？
在二十世纪初叶与中叶，帝国主义都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因为中国是廉价的原料市场、劳力市场，又是广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它们你争我夺，划分势力范围。当时它们有不平等条约为保障，中国的海关、银行、交通、矿山都在它们手里。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榨取超额利润，说它们“亡我之心不死”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形势与过去已完全不同。今天中国已完全独立，不平等条约已废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我们今天是求之不得，与抗战之前对外资是拒之不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创办了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城市，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外 国的资金、它们先进的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
持和平演变者不用革命手段也，用革命手段便是用暴力来推翻一个政 权。辛亥革命好呢，还是康梁变法好呢？不是明如观火的吗？不用革命手段而用和平方法使一种政体或体制逐步改变，以适应时代要求，这就是改革。改革与和平演变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应该欢 迎和平演变而不是抵制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自救之道 。
不是和平演变的道路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下场。最近九二高龄的陈立夫在台湾接见记者说，他这一生亲自见过两次“兵 败如山倒”，一次是北伐，北洋军阀的军队兵败如山倒，一次是抗战胜利 后，国共之战，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陈立夫是ＣＣ头子，他的话当然 不足为凭。但近几年中国大陆的贪污腐化，党风不正，滥用特权，丧失民心，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否则也不会发生八九年的民运。中共领导口头高喊要肃清贪污，整顿党风，而其结果如何？
两位深居简出，听党报每是报喜不报忧，不一定了解真相。我也是孤 陋寡闻，但究竟是在民间，到处跑跑。举一两例言之，高勺拥茉谏钲谙愀鄢雎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