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和社会犯罪的根源。西汉时期的贾谊说：“《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这本来是一种社会状态的正常反应，可如今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却有悖常理：贫穷时的社会现象好似中国古代富裕时的社会，而富裕时的社会倒好似中国古代贫穷时的社会。请看学者何新先生的一段醉人描述：
“1949－1966年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和体现了我们民族百年来的许多理想，当时中国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在社会面貌和风气上，一度颇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气象；民心昂扬、团结而振奋。我不能忘记，当时的中国总体形象旷傲而崇高，民风虽愚鲁却醇厚，思想虽幼稚却赤诚，国家虽贫困却有耻有格－－自有其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何新《孤独与挑战》第一部）
何新先生所说的这段历史有一点是真话，也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气象，尤其是“夜不闭户”。人们居住的房屋，没有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铁栏，夜里睡觉不用关窗子。至于“路不拾遗”，确实存在学生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或交给学校老师动人的故事。应该实事求是说，的确有这种“共产主义道德”“气象”，但我不能完全苟同。因为我所经历的是路上没什么可捡的，我的确想捡点吃的，当然捡到钱也行。因为我太饥饿了，野菜都挖光了，树皮都剥光了，在马路边看到有鸡蛋皮，我都拾起来舔一舔。人都虚弱的走不动路，如何去路上“拾遗”去，大家都一无所有，又有谁能遗下什么？所谓“旷傲而崇高”大概是指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悲惨生活，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成为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旷傲而崇高”还有脸吹嘘吗？
何新先生所描述的那段中国人民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我已经领略过。但那种“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我从来没有怀念，我只有愤怒。何新先生如果还想念这种生活，应该移民到北韩，那里还正在“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中。
为什么中国人民在饥饿中还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良好风气呢？我认为有三，一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愚民政策，二是向人民灌输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三是实行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严酷镇压。第一点给人民吃了精神鸦片，洗脑了，人民没有了思想；第二点，人民虽然贫穷，但没有造反对象，因为大家都穷；第三点是严酷的法西斯镇压，一人“犯罪”，株连整个家庭，还要株连所有的亲戚。其实何新先生多少也暴露一点，就是中国人民“愚鲁而淳朴”，直说就是中国人苯。共产党正是利用人民古风犹存，来欺骗、愚弄、麻痹人民。中国人民的思想因为“幼稚”而“赤诚”，共产党的洗脑运动一个接一个，个人不允许有思想，自然“赤诚”。当年毛泽东欺骗知识分子，让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鼓吹大跃进，“放卫星”，神话“亩产万斤”，带领共产党欺骗全国人民。而后来三年饥荒饿死农民3000万，又把责任推给“苏修逼债”。再以后发生的一个接一个的欺骗，我就不再赘述。到底是谁不讲诚信？整个是非颠倒、指鹿为马都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而且引导共产党官员带领人民说谎，民风从此不古，直至现在。
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的确得到了改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按常理说，人民应该过着安详平和的生活，中国社会应该步入历史上“贞观之治”“康干盛世”了，应该实现或接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理想社会了，应该用何新先生来形象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旷傲而崇高”，我们的人民应该“民心昂扬，团结而振奋”了。但事实正相反：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残酷专制暴政的时期；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社会伦理道德最沦丧的时期；
我们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贫富最悬殊、分配制度最不合理的时期；
专制制度可以通过变革，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腐败现象可以通过如“三权鼎立”等社会制衡机制来消除；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可以通过税收、反垄断法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来解决。惟有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是最难以治理的。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道德约束之品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怕就怕共产党所倡导的谎言、不诚信和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制度化、民族化，成为像吃饭、喝水一样的日常习惯，并且改变中国人原有的基因－－成为遗传基因的一部分。那样，对中华民族是个灾难，对整个人类也是个灾难。
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并非自产自销，它作为一种中国专制制度生产的产品，伴随着假货和假冒伪劣产品，已经远销欧美和世界各地，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成为劣等民族而被世界所厌弃。“傻帽”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最近，于非在8月5日中国《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人中的害群之马》，现转载如下：
“最近到东欧小国摩尔多瓦出差，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偷渡的中国人在摩首都基希纳乌下了火车，不知身在何处，语言又不通，只得在大街上游荡。一位善良的摩尔多瓦人知道他是迷路的中国人，便把他带回家，让他洗澡吃饭，安排他住下。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主人叫那个中国人吃饭时，才发现过客已经离开。一个月后，他家的电话费账单上出现了上百美元打往中国的长途电话费。在摩尔多瓦，普通人的月工资仅40多美元，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中国，那家人的痛心可以想象。
这样的事并非第一次。一些企图从东欧偷渡到西欧的中国人，已在摩尔多瓦声名狼藉。在基希纳乌，出租房屋手续简单，房客只要交一个月的房租（约100美元）就可以入住。一些中国人来后，一人租房，多人合住，快到一个月时，撒开了往国内打长途电话，然后拍屁股走人。当地人提起这些事就寒心。
我想起了几年前大家常说的一个故事。在西方某国乡下，当地人心地善良，热情好客。他们通常在家门外放上一个装上小点心和水果的筐子，路过的行人饿了渴了，就可以停下来吃点喝点再继续赶路。后来这里来了一群中国人。他们发现了乡民的习俗，开始时拿着吃，后来干脆挨家挨户连筐带东西一古脑儿搬回家。从此，当地人的这一风俗不复存在。
东欧国家是中国人办市场、卖杂货比较多的地方，也是东南沿海蛇头组织非法偷渡的重要通道。从俄罗斯、吉尔吉斯、乌克兰，到匈牙利、保加利亚，中国人抢劫、偷盗、斗殴、敲诈的事件都曾一度相当频繁。他们还建立起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相互倾轧。在一些地区，华人成了千夫所指。在某国的一个大城市，华人犯罪竟然占到当地犯罪率的60％，数字触目惊心。有个国家的官员甚至问：中国怎么把社会渣滓全都赶到了国外？这算是善意的理解，不了解实情的还以为中国人就是这副德浴?p> 一些华人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也给在当地的生存和来访的中国人带来很多麻烦。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机场和海关，持合法证件来访或工作的中国人被长时间盘问、强制遣返甚至拘留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保证一些官方代表团访问顺利，我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有时不得不提前与当地政府打招呼，防止误将代表团成员当作偷渡者遣返。华人在俄罗斯等国投资兴办实业，对注册资本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外国人。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倒爷”向前苏联、东欧地区倾销假冒伪劣商品，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商品的信誉，那么一批中国人在这个地区的恶劣行为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损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尽管有关国家存在法律不健全和官员腐败现象，但不可否认，偷渡猖獗和某些中国商人素质低下是最主要的原因。如何防止少数不法分子和素质差的中国人在国外糟踏、侮辱中国人的美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实于非没有直面中国的根本问题。如果仅仅是“害群之马”，为什么华人在海外的道德败坏行为成为普遍现象？于非承认道德败坏“这样的事并非第一次”，承认“在某国的一个大城市，华人犯罪竟然占到当地犯罪率的60%”。我说不是“害群之马”问题，是整个民族道德伦理沦丧的倾向性问题。能够出国的中国人比起没有出国的中国人可能道德品质还要好些，中国国内的社会伦理道德败坏的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媒体所议论的河南人诚信问题，北京一个村庄发生让“东北人滚出去”事件，实际上并非河南人、东北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河南人惹谁了？东北人惹谁了？于非将“偷渡猖獗”和“中国商人素质低下”作为主要原因，不是装糊涂，就是信口开河。试问，中国人从清朝到民国，移民到海外的可不是小数目，看看东南亚国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泰国，多少华人世代居住、生活、劳动、经商在那里，为什么在过去没有发生华人道德和诚信危机？新加坡大部分人是华人，整个新加坡发生道德和诚信危机了吗？台湾人是中国人，为什么在台湾的中国人没有发生社会道德和诚信危机？在中国土地上的台湾、香港、澳门要比中国大陆道德、诚信，可以肯定说，于非文章!
中所讲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下发生的事情，是共产党制造了中华民族道德问题，诚信问题。
是的，这些道德诚信问题是在“国强民富”“繁荣昌盛”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不是在“旧社会”，并不是在封建制度下和中华民国制度下发生的。那位西汉的贾谊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那位管子的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今天成了谬论。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哲学的贫困》）共产党要把中国人的人性引向哪里？毛泽东要改变历史，要改变中国的人性，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不允许人民讲真话，谁讲真话就抓谁；他带头讲假话，还要鼓动全国人民跟他一起讲假话；他要中国人民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要“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他让人民学雷锋，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成为听话的奴才。邓小平、江泽民要让共产党官僚这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权力掠夺国家资源和剥削人民，制造社会两极分化，制造社会不平等。中国人民失去了传统伦理道德，也失去了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中国人只剩下共产党倡导的不道德不诚信，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中国人的真假、善恶、美丑观已经整个颠倒，人们只崇拜权力和金钱，“道德”这两个字已经从人们的脑子里被剔除掉了。
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战战兢兢讲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我们的青天大老爷朱总理也作了批示。但是会怎么样呢？在李昌平所在地区，他成了共产党官员的敌人，省里某领导愤然说：“监利怎么搞这种人当书记！”有些上级官员指责他是“监利不稳定的核心”。其实哪个官员不骂他“傻帽”、“神经病”呢！谁能解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呢？靠共产党“清官”吗？
颠倒的中国社会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危害是长久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当以后的中国进入民主法制社会后，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将会成为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教材。它会告诉人们，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造成社会道德败坏的根源。
2002年8月15日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2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