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统治集团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的一个集团，既没有社会经济管理能力，同时连统治者的基本素质，就是为自己本阶级的长远和共同利益着想它都没有。”
“秀”者，所谓“末政经济”是也。
江氏集团在十三年的权力发迹和争斗中，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经济发展为名，实质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渐进改革”中日益凸现的体制固疾，掩盖这个行将衰朽的神话，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当然那种动真格的改革实际是“革”现政体制的“命”，既得权利集团当然不肯轻易就范)，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表现出来就是一味以GDP为目标的为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道德文化资源的疯狂的掠夺、破坏和腐蚀。短短十多年使用了所有手段压榨一切可压榨的老百姓，尤其是下层老百姓(约占全体民众的75%)，同时对官僚阶层大肆封官纵容(不到全部人口的5%)[1]。正是这样短视的暴政体制，才滋生出日益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贪官污吏盛行，毒害到社会肌体，使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备受摧残，以致形成经济表面越繁荣，官场愈堕落，民生愈疾苦，民心愈涣散的“怪圈”。无怪乎了解中国经济的学者们调侃道：中国的经济改革，好比是把一个轮子做成了方的，GOING NO WHERE（无处可去)。更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道：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输血”的基础之上，仅存的能维持死而不僵局面的一脉就是靠做“秀”而撑着门面骗来的大笔外资。
从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零星事实，不过这只是末政经济的冰山一角。
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关于中国统计做假问题的采访时说，“(中国)有很多问题单靠统计局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问题”。[2]试想行政命令要经济增长“七上八下”(7~8%)，“骗子人民共和国”[3]里的人谁敢不上行下效呢？皇帝虽然没穿衣服，但是众口烁金，架不住人说呀，何况说的人从国内到国际，从媒体到课本，从政界到商家，可谓自欺者又欺人，不亦乐乎！
好在还有几位研究中国经济多年的老外，愿意当“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说出了这精致骗局中的令人称奇之处：1997到2000年间，官方经济增长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却下降了12.8%，就业也逐年下降(如最近的五年期间，江政府使全国职工下岗多达四千八百零七万人，相等于南韩一国人口)。投入下降，产出却稳步增长，此乃江集团统治下的一大奇观也。难怪香港CLSA经纪公司年度报告里说：“有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全球最快的‘数据’，其价值不抵用来写它们的纸”。“我们无法预测中国2002和2003年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缺乏最基本的统计信息来构造哪怕最粗糙的预测模型。”[4]
数据作假还是属于比较不高明的做“秀”手段。比较起来，它们背后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经济“事实”才更加有欺骗性。
(一)人民日子好过了吗？
蛋糕做不大时，有的人多得，就必然有人少得。这是常识。在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下，但凡有掠夺财富的可能时，就不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因为前者来的痛快得多，尤其当被掠夺的对象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响时。那么，套用经济上的一个术语，在这场零和博奕中(意即蛋糕没有做大)，九亿农民就彻底地沦为了牺牲者。其次是城市下岗工人，他们都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构成了极不平衡的“权钱金字塔”下最广大的底座，占全国人口的75%左右，而他们只占有大陆私有财富的3.5%~4%。[5]
到头来，那位被普遍认为最有作为的中央领导也只有一句毫无内容的感叹话作为总结：“中央欠农民的太多了。”[6]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却无人说明怎样偿还，甚至是还不还？
其实只要打着“国家”幌子的权贵阶级不再进一步“欠”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以穷困为名的中国农民目前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纳税人：仅以安徽省1998年为例，据最保守估算，全省农民各类负担是收入的8~9%；而同期全国最繁华的上海市，平均人均所得税只有4.7%。[7]可叹的是中央还三令五申农民要减负，规定农民负担上限不得超过5%；而这个5%理想化得过了头，大家尽可以视其为最低下限，因为很多地方通常是15%以上，甚至还有些地方高达30~50%。“苛政猛于虎也”。然而更可悲的是，这些赖以养活中国的人群，没有任何的利益代言人：一个地方官可以为官不仁兼为富不仁，偶有仗义直言者还落得象李昌平一样丢官远走的命运。而最新一轮的压榨正在悄悄地进行：WTO条约中中国农业的开放程度要大大高于人们的预期，甚至高于一般国家水平。
可是不要忘记：中国的农民还做得了奴隶时，他们可以忍耐；可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连奴隶都做不了时……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假设成为现实，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次同样的答案。
让我们目光上移，看看处在国内的中间阶层。这些20%左右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公务员等是属于“财富大刮分”中的搭便车者。他们的确享受了些许“好日子”。然而他们可能因此也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中产阶级”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们既是权贵资本的盘刮对象，同时也会随时沦为体制内在不稳定的承受者－－轻则承受民怨，比如下层百姓对连年公务员加薪的不满，重则是由于整体内在矛盾终于大爆发时的连坐者，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自一九九四年以来，个人所得税税收连年以六倍于GDP的速度增长，[8]而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竟然占了大头。[9]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钢性开支增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尤其是中下层的非法收刮。此为一证。另一个中产阶级难逃权贵资本对其洗劫的例子是：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动员全国人民到股市里炒股。目的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已经烂帐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据说最内部的数据达到了60%。为了转嫁银行风险，就由政府出面号召全国人民炒股，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决无仅有的。其结果是许多机构大户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利用内部消息，不断地赚钱、转嫁风险，中小散户就不断地被套牢。国内2000年底“基金黑幕”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猫腻”漏出来了，也就难怪有关方面那么紧张。
您不要以为这是偶一为之的权宜之计。其实中国宏观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在于它是系统性的明抢暗夺：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
不信我们可以算笔帐：[10]
97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主要是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财政赤字彪升。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从1997到2002年短短的五年中，政府财政赤字翻了两番半，将高达3,098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每个国民平均负债200元人民币，换个方式计算就是中国一个三口之家平均负债600人民币。
还有未列在财政亏空中的“社会保障基金”，大家就要再承担负债大约8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位国民又要增加负债6,154元人民币，每个三口之家增加负债18,462元人民币。
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暂时不去研究这个数据包含了多少水分，我们仅仅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总额高达22,898亿元。平均到了每个国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币，一个三口之家的负债就又增加了5,280元人民币。(什么意思呢？通俗点的说法，25.37%坏帐意味着您每存10块钱进国有银行，有近3块是拿不回来的了)
此外还要算上银行未登记的外债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及“白条”尚有60,000亿人民币以及“剥离”到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坏帐，而且不要忘记，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国债增长率，也许明年您的债务又增加了25%，或许是45%。都算在一块，一个三口之家负债不多，才40,947元人民币。
再让我们算一下您的国有资产：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每个国民的平均国有资产也只有2,534元人民币，每个三口之家拥有国有资产7,602元人民币。此外中国国民的每人还可以有244元人民币的外汇净储备，意即一个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元人民币。
好，这下您就知道了：资债相抵，国有资产您不仅拿不到，你还需要在你个人的资产中要拿出5,315元人民币付债，换言之，每个三口之家的净负债是15,945元人民币。
这是怎样的“美好”日子呢？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雄踞在金字塔顶端的占总人口5%的“权贵阶层”。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城乡人口中不到1%，即四百八十万至五百万人，每人都家缠千万元以上财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亲属。这些暴富者构成中国的权贵，然而他们财路却着实不明，分起来大概有三条：[11]
第一条，八十年代中期至后期，官场操控经商，倒买倒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叫“空手盗”。
第二条，九十年代初，除了继续操控倒买倒卖国家计划分配物资和进出口物资的批文外，炒买炒卖国土，大批有背景的公司南下，靠有来头的中央头面人物批条从银行得到数千万、数亿元免息、免担保借贷，炒买炒卖国土、炒买炒卖上市股，当然这里是谁老子官大，谁好处最多。比如总书记的长子之类都是闷声好发财的典型。
第三条，九十年代中期至二零零一年，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留成、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佣”等。自去年国家主席在香港“财富论坛”上亲自把长子介绍给那些世界巨贾后，这类买卖做得最呈值牡比挥质侵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