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八路们不会想到当他们在延安欣赏“黄河怨”，震惊于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江泽民也许在欣赏日帝之花李香兰的“支那之夜”。当中华民国国统区大学生每晨背诵“孙中山国父遗嘱”时，南京日倭统治下的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泽民也许正在背诵“我们要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
江泽民显然认为自己的这段历史太不光彩，因此在履历中一直隐瞒他从1943年到1945年曾在中央大学就读过的历史。如果不是江泽民在1989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中央大学的后身－－江苏的南京大学在整理旧学籍档案时发现了江泽民当年的成绩表和带有照片的借书证的话，这段历史只怕会一直被江泽民带到坟墓里去了。[2]
90年代初，江泽民来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遥望当年的宿舍，若有所思，显然，他是在怀念半个世纪前难忘的大学岁月。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没有勇气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愿意高谈阔论历史人文的习惯，来感叹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一直到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在认为自己坐稳了位子的时候，才正式承认了的这段历史。[2]
和今天日本要修改教科书一样，当年日寇也要让南京学生忘掉几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于日寇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清乡运动中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暴行，更是严密封锁，不让世人知情，反而宣传正在建立王道乐土，打倒英美帝国主义，争取亚洲民族独立共存共荣。[1]
江泽民在日伪大学读书期间，耳濡目染的都是东条英机、岗村宁次等日本浪人式政客骗人到家的政治宣传及日本宪兵队的地下骇人暴行，岗村宁次主义，东条英机主义的伪善与残暴无疑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先入为主地浸染主宰了他的灵魂。[1]也许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了如果要维持统治，除了祭起屠刀外，还要编造美丽的借口，并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
江泽民在1 9 5 5 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 9 5 6 年回国。[3]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正全面揭露斯大林的血腥罪恶。到处矗立的斯大林铜像通通推倒、砸碎，没有撕碎的大元帅标准像被无数双脚踏得脏兮兮。江泽民算是有机会在这场大揭批中全面了解了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共枪毙1200万人：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中央委员中有139人，候补中委中有83人被枪毙，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仅1937与1938两年共枪决红军军官三万五千个；各部部长（人民委员）副部长多数被枪毙替换过。绝大多数下层人民都毫不知情。为消灭肃反知情者，仅1937年就枪决了3000名执行肃反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分局的领导人全部枪毙。1937年为绝后患斯大林、叶若夫还下令将全国父母被枪决的青少年全部枪毙。[1]
为平息人民不满，斯大林将副手雅哥达、叶若夫当替罪羊，先后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处决。妙就妙在承认“毫无根据地镇压人民”而斯大林是公正的镇压镇压者。[1]
1929年强行集体化，饿死700万，斯大林巧妙嫁祸于农业部长及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说他们：“故意的捣毁收割机，弄死马匹三万头，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子和钉子，以割断俄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高尔基要讲真话，斯大林令克格勃赶快叫他“自然死亡”。孙中山顾问鲍罗亭也不明不白地狱毙。乌克兰政治局委员们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斯大林致电邀请“磋商”骗这些人来莫斯科，全部枪毙。[1]
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直接点燃了二战的导火索。在希特勒突袭波兰时对波兰趁火打劫。二战中侵略波罗的海国家及芬兰，物资援助希特勒。1939年居住在苏波边界苏方一侧有数十万波兰人，男人全部杀光，妇女和儿童被迁到哈萨克斯坦定居。二次大战以后斯大林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犹太人全部杀光。[1]
江泽民对于斯大林的“厚黑学”不能不留下深刻印象：对人民欺骗宣传脸皮要厚；镇压人民和同志手段要辣、要黑！“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全部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全知全能的全民之父亲”和“至高无上的领袖”，这种统治密诀很可能当时就已在江泽民意识中孕育，滋生了。
纵观江泽民的历史，他的一生贯穿了一个“骗”字。江泽民自称自己是烈士江上清的养子。国外出版了一本《江泽民传》，洋洋洒洒25万字，却对江泽民的生父语焉不详。这并不是作者不想负责任，而是江泽民的简历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2000年10月27日，星岛日报刊登报道称江泽民为会见法国总统于19日回到家乡扬州，实际上他早到了四天，处理一点私事──拜祭祖父江石溪。[4]早在七月份，当地政府就已动手修葺江家故居，总共据说花了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这种公开祭祀祖先的行动颇不寻常，因为中共号称是无神论的政党，相信人死如灯灭。而这场公开祭祀的更不寻常之处在于江泽民没有祭祀去世的父亲母亲，而是选择了祖父做为祭祀对象。外人的印象是江泽民一直对生父讳莫如深。
《江泽民传》中提到了其父亲江世俊，笼统地说他是一个“职员”。从江泽民会弹钢琴、兄弟姐妹颇多来看，家境应该颇为富裕，《北京之春》刊物上载文分析说，其父很有可能是日伪机构中的职员，而且级别很高。
中共是个讲出身的国家，至今中共的领导人中仍然有一批人是中共打江山那一代领导人的后裔，如李鹏、邹家华、罗干、曾庆红、薄熙来等人，外界人称太子党。江泽民如果想在中共混个出身，就必须报出一个根红苗正的简历来，一个日伪机构中的汉奸当然是不能宣之于众的，于是江泽民选择了很早就参加共产党，但后来在1939年身亡的叔叔江上清做为自己的“养父”。江上清是在1939年6月执行张爱萍（八十年代任国防工业部部长）分配的一次任务中被土匪乱枪打死的。江泽民说自己是在叔叔死后过继给叔叔的。由此可见，江上清从来就没有抚养过江泽民，何来“养父”一说。[5]
1943年夏，江泽民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的工科机电系读书，他自己开出的简历上说他“1 9 4 3 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对江泽民加意吹捧的《江泽民传》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江泽民在南京的时候便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瓜葛。”[5]江泽民虚报的简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样可以掩盖他在日伪大学读书的不光彩历史，而且把他参加中共组织的时间从解放战争时期提前到抗日战争时期，这样他俨然已经属于最老一辈的革命者了。
1945年10月，也就是日本人放下武器的两个月后，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新校区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传》说“交通大学那个时期的两份官方史料都没有提及江泽民的姓名，这可能是显示江泽民当时边缘角色的最佳证据，虽然他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不是中心人物。”然而在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的多集电视片中，竟用整整一集的篇幅对江泽民大吹特吹。
就这样，江泽民依靠虚报出身，虚报简历和吹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打开《人民日报》网站看一看江泽民的简历，发现有一点颇为蹊跷。所有的政治局七名常委，除江泽民以外，都对自己的文革中的职务和经历有所交代，或者在什么革委会任职，或者下放干校。但是江泽民的简历中，对于文革的历史是个空白。让人怀疑他又在刻意掩盖什么。[3]
当时的情况是，文革开始后，当权派普遍受到冲击。江泽民当时是一机部武汉热工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很多群众要揪斗他。正在危机之时，江泽民突然失踪，所里的其他领导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江泽民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认识到在这样一场以整党内当权派为重点的政治运动中，他就是不死也要脱层皮，于是他跑到北京，找到他所能找到所有上层关系，要求离开武汉热工研究所。所里的人后来才知道他被派到罗马尼亚专家组工作了一年。代江泽民受了很多苦难的其他所领导愤愤地说，江泽民是临阵脱逃。江泽民以自己的狡诈和取巧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和磨难。这在全中国的共产党当权派中都是很少见的。[6][7][8]
回国之后，江泽民留在北京一机部工作。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说，他工作并不太用心，但善于走上层路线。他会利用任何人，抓住任何机会。他经常设法去认识，去看望中央级、部级领导人。他还有一个本事，与现中央领导人和已故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包括后来对他的升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的曾庆红）混得很熟。有个熟悉江泽民的干部说，我原以为江泽民像李鹏、林汉雄、邹家华、叶正大等人一样，是已故中共高干的子女，是靠找了父亲的老战友上去的，后来才知道江泽民不是。江泽民很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1982年，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副主任的江泽民找到了主管国防工业的张爱萍。在抗战时江上清是张爱萍的直接下属，江泽民自称是江上清的儿子，对张爱萍大加吹捧，得到张的好感。不久江泽民就被任命为张爱萍直接领导的四机部部长。江泽民只用几年时间，从处级干部升为部级干部，他的“跑官”的才能实在是出类拔萃。[9]
江泽民对外总是力图塑造一个开明技术官僚的印象。他在外国人面前讲几句洋泾浜的英文，俄文或西班牙文，到萨尔斯堡弹钢琴，给卡斯特罗诌几句歪诗，对小际哺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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