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读研两年来所走过的路，觉得自己一开始就犯了战略性错误，因为找一个好工作才是读研的根本目标，而我却恰恰忽视了它。我应该随波逐流，如时下某报所说：从大一进校就开始为毕业找工作做准备。我想，凭我的能力，如果早为工作做打算，今天也该硕果累累了，起码会有许多实习经历，发表了许多模式化的新闻报道，会有一些很功利的获奖证书和一些为评奖学金而发表的论文（即使这些论文从来没有任何人看，但将它们写进简历也是一种荣耀）。谁叫我总怀着天真的幻想，希望大学是一片净土，是学习与自由思想的圣地，可以不带任何功利性？就像当初怀着美好的理想与激情报考新闻专业一样。
进校时，我天真而愚蠢地规划着自己的研究生生活，计划在三年里博览群书，旁听人文学科其他院系的名教授讲课，积极参与各种学术讲座……总之，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时机成熟时，写一些有感而发的文章，同时深入社会实践，写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类文章，研三时再开始实习、找工作、写毕业论文。
我上新闻系研究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一名记者。在我的头脑中，记者是杂家，是社会活动家，应该有宽广的知识面，应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上研究生以前，我心目中的记者形象是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子冈、斯诺、法拉奇……
为了我的新闻理想，我开始了研究生学习。研一时，我老老实实上课、听讲座，在资料室翻阅各类报刊。研一下学期，在上课的同时，为了解我所在的城市，我做了一学期既浪费时间又不赚钱的家教，那时许多同学已经开始兼职赚钱，或者实习，或者着手发表论文。研二上学期，当许多同学都纷纷奔赴实习岗位，我却依然计划以听课看书为主，我总认为工作的机会以后有的是，而能在校园静心读书的机会却并不总有。
然而，当看到许多同学都在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或者实习，或者在做深奥的传播学研究，满口文本、解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注：我一直很排斥脱离中国现实的传播学研究），或者在写论文发表时，我开始陷入莫名的紧张与烦躁之中。一方面想坚持自己的选择，希望在校期间多读些书，多些积累，不要太早受找工作的干扰，不要带有太多功利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现实的压力，因为现在用人单位看重的是你的实际成果－－－发了多少篇文章、写了多少论文，什么知识面、什么思想性、什么社会责任感、什么厚积薄发，都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谁稀罕？
作为新闻系研究生，我的一些同学从不看报，从不听不看新闻，从不关心任何时事社会问题，更不会谈论（如果有谁谈到沉重的社会问题，必作惊讶无知状），最多看看时尚休闲杂志。他们中有人甚至去租供中学生看的粗制滥造的口袋书，弄不清遵义市在哪个省，以为黑龙江的省会是吉林。不过这些又有什么影响呢？只要有各种各样的实习经历，有模样大同小异的模式化的新闻报道就行，反正不少单位需要的是新闻匠而不是新闻人，有无社会责任感、有无思想、有无知识积累都无关紧要。至于发表论文，反正现在上互联网很便捷，在网上下载拼凑一篇文章并不难。天下文章一大抄，有几个人是为了做学问而读研？
我变得越来越浮躁与无所适从，我已经静不下心来读自己原先计划读的书，静不下心来听自己想听的课与讲座，静不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现实逼得我不得不着手为找工作做准备，像大多数人一样，奔赴实习岗位，尽管我并不想在校期间花太多时间实习。我不得不像所有人一样，去写那些模式化的报道，去为自己的简历争取珍贵的“硬件”。
现在，我面临毕业找工作。其他同学忙于制作毕业简历，看到他们“完美无瑕”的简历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硬件”。回想自己读研两年来，从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轻轻松松看碟片、上网聊天、逛街购物，每天行色匆匆，总是害怕虚度光阴，总想做许多有意义的事，到头来却一事无成。症结是不是我太理想化了？错误地把读研究生看得太神圣了？把记者这个职业想像得太神圣了？其实，读研究生只是一块找工作的敲门砖而已，记者只不过是新闻工匠而已。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可以机械地重复相同的操作就够了。新闻系研究生只要从进校开始实习，把该交的作业交了，写一两篇为应付学校要求或者为评奖学金而发表的论文就够了，可以什么书都不看。对形势的错误的估计加上自身的性格弱点，使我把自己弄得一团槽。
可是，难道我真的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