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与外界的预测不同。外界一般认为，考虑和朝鲜关系，杨斌被释放的可能性较大。
但是，辽宁的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辽宁省一大批官员正在接受中央专案组调查。现在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许多重要线索，与杨斌案件有涉的人员至少包括前沈阳市委书记徐文才、刚刚被免职的湖北省长张国光、现任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等。
这位知情人士说，多维社近日刊出曹长青撰写的有关杨斌问题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些内情，但官方掌握的情况更令人震惊。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尚未□定是用政治还是法律手段解决这个案件。如果朝鲜坚持要人，北京又要在其他方面利用朝鲜，杨斌被释放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知情人士指出，荷兰官方对杨斌案件表示了关注，但力度不大。对杨斌很不利的是，西方媒体较少同情他，有的还直呼其为骗子，近日来纷纷揭出杨斌老底。
另一位知情者在数天前提供了一篇文章。多维社经过查证，显示这篇文章的可信度高。这篇文章较详细披露了杨斌回国经商与官员合作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为现任辽宁省省长薄熙来撇清了关系。以往有消息说薄熙来是杨斌的支持者。而这篇文章说，荷兰村破土动工时，当时薄熙来还是大连市长，连省委常委都不是，怎么可能插手沈阳呢？杨斌是在徐文才和杨新华的支持下，开始开发荷兰村的。
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多维社现在无法找到杨斌本人求证。多维社希望更多知情人士提供信息和意见，更希望日后杨斌本人能有机会对此作出解释。
这篇文章如下：
杨斌刚回国内的时候并没有钱，他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的呢？又是如何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第二富豪的呢？有传闻说他是得到辽宁高层人士的支持，那么谁是他的靠山呢？这些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前几天有人登出了他在国外的经历，戳穿了他在国外发家的谎言。笔者作为一个比较了解他在国内发家史的人，给大家讲讲他发迹的三步曲，也算替那位海外作者补足这位中国第二富豪的经历。
杨斌最早的生意是同辽宁省花卉公司合作。这个花卉公司前期为果蚕处，属省农业厅。当时的处长兼经理孙守有（后来退休到杨斌欧亚集团作花卉副经理）利用杨斌的外商身份，杨斌利用孙守有政府职能，双方合作销售百合种球。杨斌负责联系货源，孙守有组织销售。但是，杨斌除了荷兰籍的外商身份和皮包公司，其他一无所有。这个买卖自然是赔了算公家，赚了算杨斌（当然也包括孙守有）。杨斌、孙守有两人拿农业厅的本钱，做只赚不赔的生意。农业厅自然就是只陪不赚了。其中赔得最狠的一次，辽宁省花卉公司进口种球每个进价为10元，卖价为2元。这项合作，花卉公司总计赔了多少钱，外人不得而知，估计有几百到近千万。花卉公司赔了钱，杨斌却赚到了第一桶金。
孙守有仅是个处长，杨斌感到仅仅和他合作没有太大的前途。杨斌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一直想找机会寻找更大的靠山。只要有耐心，机会迟早会来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杨斌通过孙守有认识了当时省农业厅厅长杨新华（现任辽宁省副省长，主管农业）。
这个出手大方，能说会道的荷兰外商，很快就赢得了杨新华的好感。杨还把他介绍给了当时的辽宁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文才（后任沈阳市委书记）。徐文才是当时辽宁省的第四把手，地道的实权人物。有他和杨新华的鼎立支持，杨斌索性把欧亚集团总部设到了沈阳，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
杨新华认识杨斌的时候接近98年的换届选举。杨新华急于出政绩，于是在沈阳四台子建个花卉基地。由杨斌经办引进全套荷兰温室大棚，整个大棚计算机控制，共花费人民币3千万元。整个工程事无巨细，杨新华都亲自经手，甚至在工地办公直到建成。甚至，连最后买灯杨新华都亲自去商店挑选。温室大棚每年的运行费用为700万。因为违背国内花卉市场行情，每年产值却不到300万，每年净亏400万，因此只能作一般温室大棚用。因为有这个经费黑洞，所以辽宁省财政厅给农业厅的周转金3000万再也周转不灵。1999年起温室大棚只好租给个人，100万年的租金连3000万投资的利息都不够。
1998年杨新华凭借与张国光（时任辽宁省省长）党校同学关系，凭借辉煌的“政绩 "，压倒两个省长助理（杨宝善、刘克崮），选为副省长。徐文才也官运亨通，从四把手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成为辽宁的第三号人物（第一省委书记闻世震，第二省长张国光）。徐文才担任市委书记后与杨斌的第一次合作，就是用同样方法通过杨斌处引进全套荷兰温室大棚。此项工程由沈阳市计委农业处负责，共投资1500万人民币。结果可想而知。省农业厅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但徐文才仍然“义无返顾”地去主动交学费，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市计委的农业处处长因经手此事担心将来受牵连，辞职去北京一家电脑公司。连续的两个大棚让杨斌的财富从百万级上升到了千万级（据笔者估计），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外人只能看到现代化的大棚，却不会知道其中巨额的亏损。
杨斌虽然有千万的资产，但是离福布斯公布的全国第二富豪还差得远，荷兰村是最后的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有报道说辽宁高层曾经打过招呼，所以荷兰村才能够破土动工，还有传闻说那个高层是薄熙来。了解辽宁历史的人知道，当时的薄熙来还是大连市长，连省委常委都不是，怎么可能插手沈阳呢？98年，杨斌在徐文才和杨新华的支持下，开始开发荷兰村。与薄熙来相比，徐文才和杨新华一个是省里的三把手、沈阳的当家人，一个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都是真正的实力派。那块地以发展高新农业为名，减免地价批给了杨斌。他利用那块地多次抵押，然后又上市。杨斌先圈地后圈钱，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成为了中国第二的富豪。
危机也就蕴藏在这些资产之中。懂经济的人都知道，农业是周期长，回报低的产业，有些国家甚至动用巨额财政补贴维持本国农业。杨斌为了实现高额回报，私下改变了这块地的用途。去过荷兰村的人都知道，那里除了少量土地用于农业开发，多数土地都用来搞了房地产开发。据笔者估计，他原计划是在徐文才和杨新华的庇护下，捞足一笔就溜之大吉。偏偏此时慕马大案引发了沈阳政坛大地震，徐文才引咎辞职，沈阳的开发重点也从西北角的荷兰村移到了东南角的开发区。杨斌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如果没有沈阳大案，如果徐文才不垮台，如果杨斌得到那块地以后私下迅速出手而不是明目张胆地搞房地产开发，如果南方周末不给荷兰村曝光，如果杨斌只是坑国家的钱，如果杨斌到了朝鲜不再回来.....可惜这一切都只能是假设，因为这些靠官商勾结，违法经营发家的巨富的字典里是没有“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这三个人，杨斌已经被抓了，徐文才由于慕马大案已不再作沈阳市委书记，但杨新华以然由哉由哉，儿子在沈阳开着大饭店。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杨斌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官商勾结的经济时代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