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浩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一点都不敢想，他还能干点啥呢？”18岁的李艳丽是个朴实的农村姑娘，来北京打工已经一年多了，浓重的河南口音透露出深深的悔意。她身旁，坐着弟弟李浩然，他似乎没有听到姐姐的话，只是茫然地看着自己陌生的左腿。直到现在，这个还不满16岁的少年依然不能习惯刚刚安装的假肢。
悲剧发生
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是一个很普通的村落，在一片杂乱的农舍中，得天毛线厂毫不起眼，以至于许多当地农民都无法准确指示它的方位。然而，就是这家小小的私营企业，曾经是李艳丽姐弟的全部希望。
“虽然挣得不多，但总比在家里种地强。”李艳丽说，她家在河南省郾城县，靠种4亩薄田为生。每年卖几头猪，再加上父亲在农闲时打打短工，根本无法让这个家庭摆脱贫困。而李艳丽在得天毛线厂干了一年，就往家里寄了2000元。“在我们那儿，这可是笔大钱。”她说。
于是，李艳丽决定把刚上初中的弟弟也带到厂里一起打工。“我寻思着，他不爱读书，以后迟早也得出来。”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后，今年春节一过，姐弟俩便双双启程北上。
由于年纪小，弟弟在厂里被安排的活儿不多，主要是打扫厂区卫生，其中，三台梳毛机是打扫的重点。这是一种加工毛线原料的机器，必须定时清理，按照正规程序，全部清理完毕之后，弟弟应该离开机器，由工人开机试车，以检查清理效果。
“真正干活的时候没有这么严格。”弟弟李浩然告诉记者，“那样太耽误时间，一般都是我一边清理，他们一边检查。只要不在同一台机器上操作，就不太可能出事。”
但是，不太可能的事偏偏就真的发生了。
今年3月19日，是李浩然来京打工的第14天。那天很冷，姐弟俩一如往常地忙着手里的活儿。下午6时35分，李艳丽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抬起头，发现工友们都纷纷跑向那三台梳毛机。“当时，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李艳丽说，“我知道，小浩正在那里清理机器。”
她急切地扒开人群，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弟弟躺在地上，脸色蜡黄，血肉模糊的左腿上面压着一台梳毛机。原来，那三台机器的开关排列在一起，当天的操机工人在检查一台刚刚清理好的机器时，不小心按错开关，启动了李浩然正在清理的另一台机器，于是，悲剧瞬间发生了。
“大家怎么把机器挪开，怎么把小浩抬出来，怎么叫的救护车，我全记不得了。”李艳丽回忆说，当时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有眼前晃动着的嘈杂人群和弟弟的一件被血浸透的衣服。血色鲜红，刺得她几乎睁不开眼。
直到把弟弟送进急救室，李艳丽才恢复了些神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她突然悲从中来，大哭不止：“我回去怎么跟爸爸妈妈交待呀？”
她就这样坐着，直到第二天凌晨。
悄悄截肢
李浩然住院的那些日子，正赶上北京武警二医院床位非常紧张，以至于最初几天，他的床位不得不被安排在走廊里。
“小浩，姐姐来看你了。”那几天，李艳丽在医院和厂子之间来回奔波，每次看到弟弟因为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庞，她就难过不已。在为弟弟掖被角的时候，她有意地看了一眼弟弟的左腿，被白纱布厚厚地裹着，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想，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落下残疾就好。”
然而，她没有想到，这点微薄的希望也落了空。过了一会儿，厂里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人把她叫到一边，神情严肃地说：“艳丽，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弟弟的腿已经被截肢了。”
李艳丽又一次惊呆了，愣了一会儿，她飞快地跑到医院办公室，要求查看弟弟的手术同意书。她想知道，出事那天她一直在场，为什么没有人征求过她的意见？
替她在同意书上签字的是毛线厂的厂长李长寿。他告诉李艳丽，当时怕她受不了这么大刺激，所以当医生征询意见时，他没有透露李艳丽的身份，而是代她做了主。
“从病人当时的伤势看，截肢是惟一的办法。”李浩然的主治医生叫张军，今年10月18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他介绍说，外来打工者受伤做手术，由所在单位领导代为签字的情况非常普遍，“一般而言，他们的伤势都比较严重，如果等家属来北京，就会延误治疗。”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家属就在现场，单位领导自行代签肯定是不合适的，这至少是对病人知情权的不尊重。
无论如何，弟弟已经失去了左腿，李艳丽欲哭无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回到弟弟的病床前，突兀地在他耳边用坚定的语气说：“小浩，相信姐姐，咱怎么走来的，咱还怎么走回去。”
弟弟无力地睁开眼，看着她，点了点头。
一份声明
6月2日，事发后的第74天，李浩然的伤终于养好了，开始尝试着适应假肢。直到这个时候，李艳丽的父母才在女儿打来的电话中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不是我不打电话给他们，厂里天天有人跟着我，不让我打。”李艳丽说，厂长总是劝她，李浩然的病还没好，父母来了也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就这样，时间从春天走到夏天，二老才知道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
怀着悲愤的心情，父母连夜赶往北京，一家人抱头痛哭。他们恨厂长，更恨那个开错机器的人，可是，怨恨又有什么用呢？“他还这么小，今后怎么办？”李父忧虑地对记者说，“我们农村人没文化，找工作本来就难，小浩现在又变成了残疾，这更是难上加难。”得天毛线厂是个私营小企业，职工都没有上保险，尽管李浩然的医疗费和装假肢费是由厂里出的，可是以后的费用呢？这始终是父母的一块心病。他们算了算，儿子70岁以前换假肢的费用是25万，“我觉得，毛线厂应该拿这笔钱。”李浩然的父亲语气坚决。
由于双方就这一问题达不成协议，李浩然的父亲便把毛线厂告上昌平区人民法院。
让李家人没有意料到的是，毛线厂厂长李长寿在开庭时语出惊人：李浩然根本没在该厂打过工，所以他们没有赔偿义务。为证实这种说法，他当庭出示了一份由李艳丽亲手书写的声明：弟弟不是得天毛线厂的职工，而是由她带着到北京玩的。
“这份声明我是被迫写的。”李艳丽气愤而痛苦地说，她记得很清楚，今年4月25日，李长寿把她从晚上10点一直关到凌晨两点，逼她写这份声明，否则就不给李浩然安装假肢。“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写这个东西，但我没办法呀。”李艳丽说，安装假肢要两万余元，以她家的经济条件，是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她当时天真地以为，如果真要打官司，厂里的工友会为她作证。但是，开庭那天，她惊讶地发现，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都站到了厂长这一边。
目前，这起官司仍在审理之中。10月30日，法院将再次开庭。
人去楼空
10月18日，记者耗费数小时赶到昌平时，发现毛线厂已人去楼空。
“他们早就不开工了。”当地一位老农指着毛线厂虚掩的大铁门，对记者说。推开门，只见院子里杂草丛生，厂房基本上都空了，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落满尘土的破柜子，整个厂区一派寥落景象。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人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说，他是留守人员，毛线厂已经停产两三个月，厂长李长寿也很久没露过面，至于什么时候能来，他说不准。
离开毛线厂后，记者马上拨通了李长寿的手机，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听明了记者的意图后，李表示他正在外地办事，不方便说话。此后，他的手机就再也拨不通了。
返回市区，正好是学校放学时间，一路上，很多学生轻快地穿梭于这座城市。而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同龄男孩却在为自己的伤腿痛苦不堪。什么时候，他也能像眼前的孩子一样快乐呢？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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