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欣慰仍然是有限的。因为类似的人权报告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年年都有。而中国人权状况的核心部分---公民的政治权利---却年年恶化。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基本问题：西方的对华人权政策为什么长期没有明显成效?
中国人权记录恶劣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极权，专制，独裁。根本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主要途径，必须是也只能是坚定而明确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历来的西方对华人权政策似乎都在回避这个主题。
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天方夜谭。苏联共产党比中国共产党更强大。苏联军队比中国军队更强大。苏联KGB比中国秘密警察更强大。但是这个冷战的主角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始祖在1985年至1991年不足7年的时间里，就国际国内的民主潮流冲垮了。今天的缺憾是民主国家迟迟不打算促进中国的民主而不是中国不能够实行民主。-
民主国家不去推进中国的民主，不仅延缓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而且加剧了中国的武器扩散，加剧了中国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声援，加剧了中国的扩张冒险。正在促成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庞然大物同民主世界抗衡，恫吓着全人类的重要人权---和平与安全。这种日益严重的消极后果至今没有被很多西方人看见。
中国的民主化并非无从下手或无法操作。敦促中共政权启动各级议会代表和各级行政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可以成为民主进程的恰当基点。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结社组党自由等其它国际人权标准可以相对容易地争取实现。民主国家应该介入中国人权事业的这写关键领域。
民主进程不是机器人的运动过程。民主进程需要真正的具备民主理念，拥有政治竞争能力，认同世界主流文明的民主人物去发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现在和今后都不会产生民主人物。期待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或五年之后的中共十七大出现倾向民主的戈尔巴乔夫，是不解中国实现政治情况的错误判断。在中共相对年轻的高级官员中，广泛存在着拒绝民主的新的专制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唯利是图者。中国的民主人物只可能来自共产主义制度的外部。因此，中国人权事业的中心，应该是更多地从政治上关注，支持，资助，保护中国的民主人物。在这个前提下，人权事业的其他部分才可能持续，有效，健全地进行。
民主人物能不能在中国境内公开，合法，安全地开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政治活动，是检验西方对华人权政策的主要试金石。民主国家需要向中共政权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外交压力，经济压力和道义压力，促使其接受民主活动的现实。如果缅甸军政府现在可以容许昂山。素姬的反对派活动，那么民主国家就没有理由继续容忍中共政权无限期地禁止并摧残中国的民主运动。
乔治。W。布什总统很快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第三次会晤。我们希望美国领导人不仅向中共政权重复人权呼吁，而且向中共政权提出民主化的政治要求。既然，美国政府可以对共产主义古巴发出民主过度的号召，为什么对更需要民主变革的共产主义中国实行搁置民主议题的双重标准?
我们更希望民主国家在取得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将外交重点和安全重点转向促进共产主义中国的彻底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最终结束共产主义。中共政权正在竭力利用民主国家集中精力反对恐怖主义的时机，进一步恶化人权记录，进一步压制民主活动，进一步增加扩张力量。人们有理由怀疑：从长期战略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的可能危害是不是真的小于恐怖主义的可能危害?
当前西方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性质还不确定，因此还需要等待中国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性质十分确定：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民主国家仅仅等待而不是主动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未来中国的性质也将十分确定：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共产主义国家。
西方温和而软弱的人权呼吁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也永远得不到中共政权的真诚响应。现在也许是民主国家的行政当局，国会。非政府人权组织，媒体认真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民主人物提供政治支持的时候了。
2002年10月10 日
(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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