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对“统一思想”的狂热崇拜，其罪魁祸首当然是封建独裁的政治体制，然而，儒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所表演的自大独尊和摧残异己的丑恶面貌，也洗脱不了其“帮凶”和“侩子手”的罪名。历史上儒家文人为排挤异己而罗织的罪名词汇，大多是根据“异心非己”的立场标准来判断的，例如“立心不正，心怀不轨，居心叵测，邪门歪道，妖言惑众，离经叛道”。因为思想言行与自己不相同，而迫害甚至残杀对方的事例，古时候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春秋时代的“圣人”孔子所犯下的恶行。当时孔丘刚刚被任命为鲁国宰相，掌权不到三个月，就逮捕处决了声望颇高而且受人尊敬的民间文人少正卯，暴尸三天之后，才公布所谓的五大罪状：“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就是：“心术不正而且险恶，行为邪僻而且顽固，言语虚伪而且狡辩，大肆记录负面新闻，广泛接受反动思想”。可以看出，这五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是有真凭实据，更没有一条是具有律法根据的，所凭照的完全是孔“圣人”自己的个人好恶。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极权和儒家独尊文化的毒害，使得中国社会上充斥着极度漠视法制和人权的“腹诽诛心”之荒谬“理论”。维护独裁政治的专制文化的核心本质就是思想控制，让老百姓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更容不得胡思乱想标新立异。不仅舆论学说必须符合“纲常正统”，连心灵活动也必须“忠贞不二”，因此，以“心怀不轨”来捏造罪名陷害忠良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将“非我同类其心必异”的党同伐异口号当成理论招牌。从行为上对君王的绝对忠诚，演变到在心灵上对人主的强制崇拜，个人的信仰取向，遂成了衡量探测下级臣民是否忠于上级权贵的标准，也成了借口“诬为异端”以排挤异己的政治工具。在暴力恐怖的政治压力粗暴干涉下，中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逐渐变得荒漠畸形，朋友间纯洁坦诚的友谊变成猜疑势利，师生间求真的学术气氛变成门派争斗，权贵的“喜好”使得官员争先谄媚，官场遂成了拉帮结派同流合污的私人会所，卷入残酷政争的人们甚至常常要以牺牲亲戚出卖朋友的卑鄙方式来表示自己的“耿耿忠心”。极端的忠君思想和盲目的纲常崇拜，使得古代的中国人成天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犯了“龙威”触了“天颜”逆了“上意”。然而，无论是如何地小心翼翼从事的人们，仍然无法万全地避免“顶撞忤逆”喜怒无常的人主莫测的心理，史迹斑斑的“文字狱”就最有力地证明了历史上所谓“立心不正心怀不轨”的人是何其多啊！
将党派私人的目标意志当成“神圣理想”来强制崇拜的，当数中共对十数亿国民强迫地灌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以“统一思想团结一致”为招牌口号，到后来就更是公然地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如历朝历代的封建皇朝，在一党专制的政治压制下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实质，就是培养对独裁政权的“无比忠诚”和“誓死效忠”。因此“统一思想”的实质从来就不是听取收集下层人们的讨论意见，而是施行变本加厉的思想控制，就是强制推行统治集团和独裁者们一早预先“内定”的私人主张帮派意志。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维护党的核心”，“听党的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经典的语录：“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更是形象地表现了“高度统一”的强制性质和独裁霸道。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们，所用的政治手腕却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的手法，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中共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充斥着泛滥成灾的批斗会，动员会，表决心会，思想报告会，工作总结会，从上层行政机关到下层社区组织，形成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操控机制，滴水不漏地控制着亿万人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直到现在，任何普通公民为了求读升学报考，为了分配调动就业，甚至为了经商设厂开业，仍然要填写类似的政治表格，主动地汇报自己的“历史出身”和“思想经历”，以表白自己对中共“全心全意”的“忠心拥护”。在种种荒唐虚伪的政治秀中，对中国公民最为卑鄙无耻的人格扭曲和心灵压迫，就是“向党交心”所表现出来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丑陋面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历来引以为荣的“引蛇出洞”历史事例，就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政治欺骗行径。专制集团唱出的漂亮口号：“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倡向党交心”，亿万天真的百姓信以为真，讲出了心里话，道出了真思想，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策的批评，遂变成了逆耳忠言，变成了对党的“疯狂进攻”。人们交给党的“心”偏离了独裁者原本期望的歌功颂德的诱导目的，不仅令独裁者颜面扫地，而且挑战了维系专制集团统治运作的由上而下的思想宣传的专一权威体制。于是人们向党“坦白交代”的心就变成了掌握在独裁者手里的把柄，被他们反过来用以要挟打击“心怀不满”的异己和政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立即就变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亿万被剥夺了心灵隐私的人们，被弄得诚惶诚恐服服帖帖，从此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谈真心，甚至以假为真，以假为能，自欺欺人。
以政治忠诚为借口对公民思想信仰的粗暴干涉，导致的后果之一也就是肆意地干涉公民的隐私权利。这一方面最鲜明的事例，可以从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夫妻在家看黄碟”的案件中得到证明。本应是公民家庭性生活的正常娱乐行为，被偷窥的“旁观者”认为是“淫荡”的“不道德”行为，于是夫妻家庭的“性活动”，在心理自我定位为“纯洁无暇”的局外人看来，就是“犯罪行为”，警察执法过程的非法手段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因为套上了“打击非法活动”的“神圣”词汇，而变成合情合理。正是在这种由恐惧害怕的“被动交代”，演变到自诩正确的“主动坦白”，“向党交心”的丑陋心态使得中国人从被动到主动地践踏着自己的信仰权利，如今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法轮功信徒的疯狂围剿上。有如历次的批斗批判大会，攻击法轮功的词汇也毫无例外地充斥这“统一思想”的“宗旨目标”，首先是从“科学”的推理和“法制”证据中“定义”下法轮功的“邪恶”形象，以煽动批判大会“群众”的“正义”地位和“纯洁”情绪。以人民的“救世主”自据的“批法派”们，所最热衷的就是数落法轮功教义的“不正确”和“心灵危害”。在义正词严地“教导指引”的面貌下，掩饰了他们“向党靠拢”的本质心态，也就是以自己的信仰意志为目标的“思想统一”心态。
如果说蜕化的儒家文化所培养的，更多是倾向于保守封闭的所谓“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的话，那么中共原教旨主义本质的“共产主义”崇拜，结合政权工具压制手段，就形成了对公民思想信仰的主动干涉。凡不符合专制集团宗旨的思想言论，一概被打上“过激出格，违规犯纪，越级上访”的负面烙印，无需任何事实证据，就可以首先判定“有罪”，加以彻底铲除，再批倒批臭。而大量附和党贵权势的学者，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知识分子，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科学上的“正确之心”，和信仰上的“无神之纯”，以求在“正义”的讨伐“大餐”中分到一杯羹，全然不顾这杯中沾染着多少无辜信徒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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