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
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
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陈奎德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共转变为右翼专制的客观现实性。他指出：
1、在国际上，西方国家比较能容忍右翼专制政权，对共产左翼政权更不能容忍。陈奎德这一分析，可从十年来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得到印证。
2、如果俄国和东欧各国在民主转型后的数年间，其总体经济状况未能摆脱困境，则中共右翼政权可以侥幸保住其独占的政治权力。这十年来，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乱象”，也确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对政治改革的热情。
3、经济起飞的成就可为中共重建所谓政绩合法性；
4、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及由此孪生出来的所谓“国情特殊论”在短期内可作为右翼专制政权的政治资源；
5、由于右翼专制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性格，它可能创造某种出其不意的政治联盟，开辟新的政治组合空间，并从而巩固其统治。关于这一点，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就行了。
应该说，陈奎德对右翼专制的预测和当今中国大陆的现实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见之明，令人叹服。这里我再作几点补充说明。
首先，今日中国的右翼专制是直接从昨日的左派独裁或曰共产极权制度转化而来，因此它还带有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若干特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一转化中，道统，尤其是法统并没有改变。在中国，仍然是同一个共产党在掌权，而共产党仍然自称共产党；固然，今天的中共实际上更强调邓小平理论，现在又加上所谓“三个代表”，但是中共仍然宣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
《纽约时报》文章提出问题：当中共走上右翼专制之路时，它是会象台湾和南韩那样，经历长时期的改革而成为民主国家呢，还是会象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那样，由于经济停滞和贪污腐败而垮台？
考虑到中共由左派独裁转变为右翼专制的特殊方式，考虑到当今中国还兼具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若干特点，我们必须指出，共产党毕竟不是国民党，因此大陆很难重复台湾的道路。
第一、国民党从一开始就认同宪政民主理念，它把实行威权统治视为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回归宪政，要求还政于民的主张总是合法的、正当的、可以理直气壮的。南韩、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也差不多，连当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也不能不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只敢把自己当作临时性的过渡性政权，因此在这些右翼专制的统治下，民主力量总拥有一定的正当生存空间。
中共却相反，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承认过宪政民主原则，就在这次十六大上，江泽民讲话还再次重申反对所谓西方式民主，因此在中共内部，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呼声总是不“合法”不“正当”的。国民党开放民主是顺势运作，可是要共产党开放民主却不能不依赖民间反对力量和党内的反对力量逆流而上。
第二、台湾、南韩，以及菲律宾和印尼，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改革经济转型的问题。在这些地方实现民主化，只需要开放政治、实现政治和解就行了。
中国大陆却不同，中国大陆原先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中国大陆还需要实现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与此同时，中共又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转型，中共是在坚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转型的。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象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由此可见，中国很难象《纽约时报》文章所设想的重复当年台湾或南韩的道路，中国的前景甚至比菲律宾和印尼还危险得多。除非我们大家及时行动起来，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为时不算太晚地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否则中国必将陷入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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