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我看到那些根正苗红的人，臂上缠着红袖章，穿着解放服，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威风凛凛，着实羡慕。可恨我先天不足，出身地主，哥哥又在台湾，这糟糕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非但让你抬不起头来，还终日胆战心惊地接受审查。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审查结果，未发现我有什么反动言行，从造反派头头瞧我阴转多云的脸色判断，一时还不至于编入“牛鬼蛇神劳改大队”。
我有个爱好，常喜欢在旧报纸上挥毫泼墨，练练丹青。可当时随便哪天的报纸都有伟大的套红头像和红字语录，你练字时涂黑了，“大不敬”是小，“侮辱伟大领袖”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邻近学校就有人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先例。想练字，只能在学生用过的数学本上写写毛主席语录或诗词。
造反派整天忙个不亦乐乎，见我逍遥起来，觉得便宜了我，突然间想到何不起用我当写字的机器？于是，我奉命依样画葫芦，抄写“炮轰”、“火烧”之类的大字报，美其名曰：“重在政治表现”。抄呀抄，抄得我头昏眼花还得抄、抄、抄……不过，苦中有乐，倒也遂了我练练毛笔字的心愿。
老是抄那些火药味特浓、无限上纲上线的东西，也有腻烦的时候。累了，我想起自己的一段隐情，愁绪万端，百感交集，鬼使神差般在大字报上写起诗来：
百川东流去，何时复西归？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写毕，我为自己那龙飞凤舞的字体自鸣得意。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未等墨迹干了，我便揉成一团，扔进墙角落的废纸篓里。
这下惹了大祸。不知谁告的密，第二天，校园里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从墙上一直贴到我宿舍门上，我的名字被用红笔打上叉叉，我的罪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伺机反攻倒算”。一张张大字报勒令我深刻反省、彻底交待写那首诗的动机、目的和反动罪行。
再尖酸刻薄的字眼和语句我都见过，抄也抄腻了，我无所谓，并不急于答辩。不就是抄了首脍炙人口的古诗吗？千百年来，多少人传诵它、抄写它，也没听说过有罪！这不是搞文字狱是什么？！难道清代雍干年间的冤案再度重演？！
造反派头头们见我不动声色，脸色又从多云转阴了。他们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挖出一颗深埋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斗争逐步升级：从学习班到“牛棚”、从文攻到武对，无休无止的批斗，没完没了的检查，只差坐渣滓洞的老虎凳，喝白公馆的辣椒水了。目的就是一个，逼我承认“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变天”。他们中的一位小头头还绘声绘色地诱供：“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让我给你说了吧！……”“跟随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台湾的亲哥哥呀，你们什么时候反攻大陆呢？现在大陆正在文化大革命，乱成一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来吧……”
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要我自己承认是现行反革命、是特务吗？我一介文弱书生，1957年反右以来，我一直谨其言，慎其行，哪敢说一句错话！他们加的“莫须有”罪名，真是天方夜谭！这是天大的冤枉，死也不会承认的。
任凭你唇焦舌燥地如何申辩，任凭你呼天抢地喊冤屈，你的亲哥哥在台湾，你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蒋介石又在叫嚷反攻大陆，纵有千张嘴万条舌，千行泪万滴血，也难以让人相信，你写这首诗是不带任何目的，写来消愁解闷的。
头头们见我死不承认，便连人带材料将我转往县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关起来。这一关，一年多，县里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后，有位老公安接管了我的案子。
我重新将自己那段埋藏已久的隐情说了出来：我的未婚妻与我同是扬州人、同年同乡同学，自幼青梅竹马，形影不离。那年她考上南京邮电学院，我考上南通师专，她哭着要和我换学校上。后来我去南京师院进修本科，她又笑着每个礼拜天帮我补习英文。目前，她在上海吴淞口某保密单位实习，与我一东一西，为了她的政治前途，我不想拖累她，准备断了这份情，一时又下不了狠心，故而借诗解闷。
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他相信，我说有日记为凭。他们听说我记日记，立即派人陪我回学校宿舍去取。
他们原指望在我的日记中查出三反言论，印证我写那首诗的动机、目的，结果大失所望。倒是我的那段罗曼蒂克史让他们读得津津有味，私下传阅开来。
几个月后，那本日记又回到我的身边，我发现已被人传抄过。还我的人说了一句：“别的没有什么，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浓了些，看看挺过瘾的。”
有关对那首诗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从关我的那天算起，我平白无辜地被整整关了一年六个月零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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