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九月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自“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中共专制的抗议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强硬措施防患于未然。然而，当时的“驻藏大臣”伍精华，却迟迟无法抚平藏人抗争的激情。
*八八年底接替藏人书记伍精华
北京认为这位被胡耀邦钦定，被西藏人称之为“喇嘛书记”的伍精华，的确软弱无能，无法强制实施中央的政策，太过偏向地方民族主义一边。因此开始酝酿更换事宜。
恰好一九八八年六月间，伍精华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会议中，突发心脏病送医住院，之后又转往北京治疗。此间，北京高层已决定免去伍精华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
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中，中共高层酝酿接替伍精华的“驻藏大臣”人选。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决定：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此一决定得到了中共高层各派大老的赞同与大力支持。
伍精华调离西藏的消息发布之后，很多西藏人相当惋惜这位“喇嘛书记”的离开。伍不仅是班禅喇嘛向中央争取、胡耀邦特别钦定的人选，他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党委书记中唯一不是汉人的书记。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正式宣布，由胡锦涛接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他已跟随中央赴藏考察团到西藏进行二十多天的“适应”考察。
中共决定调胡锦涛去治理西藏，显然是想藉重他在贵州务实的经验，在改革西藏经济的同时，以温和、谨慎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另一方面，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锦涛在贵州的政绩，同时也希望他再到最艰难的地方磨练，以便为将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做准备。
而胡锦涛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访问时也强调：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变动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还强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西藏有关方面将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落实政策方面遗留的问题。他表示会落实宗教、民族、统战政策。
*对拉萨抗暴中共内部有分歧
很多研究分析认为，胡锦涛不仅是镇压西藏民族反抗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也是第一个支持镇压“六四”学运的地方官员，以此判断他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功过。
胡锦涛接替伍精华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作为北京钦定的“驻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稳定与否，在第一线的胡锦涛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三月八日《西藏日报》所刊登之胡戴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为由，草率地独断他是镇压“抗暴”事件的主谋。其实，在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因始终保持低调、冷静的态度，最终成为政府与武警两边不讨好的人物。
反观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抗议事件是从二月七日拉萨大昭寺悬挂西藏国旗开始，到中共对西藏实施戒严的三月八日为止。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分歧。
二月七日，当大昭寺出现西藏国旗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报告之外，基本上没有商讨出任何应变对策，导致以乔石为首的中央强硬派专派工作小组抵达拉萨，并主导武警部队擅自闯入神圣的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堂，引起西藏信徒的极大愤慨。
从愤怒的僧众走出大昭寺，与来自各地的西藏信众集会并走向街头开始，到二月底，拉萨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议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昌都、那曲、青海、甘南、阿霸、甘孜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抗议迹象。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除了逮捕关押示威僧尼之外，没有作出任何良性的处理。
因此，三月二日一场更大的抗议行动在首府拉萨揭开序幕，三日、四日示威活动继续进行。三月三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紧张局势。会议一直开到四日凌晨，但因各方意见不和，没有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供北京参考。胡锦涛只好将事件的发展状况与结果评估，以及局势的紧迫性向中央报告，等待中央的指示。四日下午，中央回电要求西藏党政军做好“战斗”准备，并随时报告局势的发展动态。
虽然胡锦涛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但在中央的最后的决定未到之前，他还是希望公安武警采取备战、监视、防止的克制态度。
*乔石决定镇压，胡锦涛当杀手
武警的蛮横与民众的反感，可以说是“拉萨事件”的导火线，而点燃这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则是主管国家安全与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
乔石曾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到西藏考察，并试图了解从八七年九月底开始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后，乔石提议调整由胡耀邦主导、赵紫阳继承的对藏绥靖政策，并主张严加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
三月五日，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中共武警总部的单方面直接作战动员令，随之西藏武警临时指挥部也迅速发布了在拉萨进行镇压的命令。武警不择手段的镇压，使圣地拉萨顿时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了一九五九年的血腥事件。
胡锦涛在无法直接控管武警的同时，也受到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等方面对武警强力不满的压力。加上自治区公安系统的三千多名警察拒绝与武警合作，导致地方与武警的分歧越加严重。胡锦涛无法抚平双方的情绪与矛盾，只好向中央汇报并请求北京尽快提出应变决策。
据资料显示，当时在中共高层同样出现意见分歧。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认为，西藏事件发生的主因为严重的极左路线所致，于是建议以理性、克制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然而以乔石为首的强硬派却认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界的反共势力升级，必须采取严厉的打击，否则后果不堪想像。最后，极端派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大老的采纳。
三月七日晚间，胡锦涛接到了中央在拉萨实施戒严的指示，并向自治区党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还特别肯定并赞扬了武警部队的英勇精神。
以胡锦涛小心、稳健的个性，他当然迎合北京的决策。三月八日，代表西藏党委喉舌的《西藏日报》刊登了胡锦涛戴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并发表了措词强烈的评论员文章。
*行事稳健缺乏魄力忠于中央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共政治生态发生剧震，中央权力板块重新组合。使得胡耀邦、赵紫阳的对藏怀柔政策走入历史。胡锦涛更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政策，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手抓反分裂斗争，稳定局势；一手抓改革、建设两件大事”的政策。
从“拉萨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出胡锦涛只是一个忠诚的官宦，如实执行中央“圣旨”而已；他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不敢”擅自做出未经中央“点头”的决定。
换言之，当西藏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时，制止与平息是自治区第一把手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时的胡锦涛，并没有立刻采取“果断”措施，而是请示、等待中央决策的到来。这反映了他小心谨慎、稳健庄重的行事风格。
当然，历史不可能轻易抹掉胡在镇压西藏民族运动过程中的直接责任。对于一个执行、拥护皇帝“圣旨”的杀手，他不仅有责任，而且责任非常重大。历史不能、也不会忘却胡在西藏执政中关键的这一年。
我们遗憾的只是，胡锦涛没有凭自己的智慧去寻求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请求、等待中央的指示。这也许是他没有危机处理的经验，以及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胆识所致。不管怎样，他对西藏“坚决、果断”地执行中央的高压政策，对西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伤害，而这也成为他迈向仕途顶峰的条件之一。
*对胡锦涛的期许
胡锦涛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权力核心。中共最高决策阶层--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及十六位委员中，胡锦涛是唯一对西藏有切身体会的官员。虽然他在西藏的时间不长，但在他短短的几年里经过了西藏人民多次抗暴示威；十世班禅喇嘛突然“猝逝”；西藏实施军事戒严等重大事件。
所以胡锦涛应当了解西藏人民对自由的渴求、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对民族尊严的认同。他更应该知道，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有鉴于此，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锦涛在与来访北京的日本新党广报委员张海江田会晤时，首度表示中共同意达赖喇嘛回大陆的条件是再度确认“十七条协议”。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表明以“十七条协议”为达赖喇嘛回西藏的条件。不管西藏方面的回音如何，胡提出一个与中共高层不同的新的方案，说明“西藏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西藏问题的存在，不仅对西藏本身是一个创痛，对中国的外交及国际形象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换言之，胡对西藏问题长期拖延的后患应有切身的体会。
虽然他已到北京数年，但他的西藏色彩似乎没有淡化。除他在去年代表“中央”参加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典礼之外；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都会参加西藏代表团的座谈，以表对西藏的关心。
西藏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只期待胡锦涛个人对西藏的了解或愧疚与否，特别是在中共的决策模式趋向集体领导制，以及江泽民的权威仍然间接影响着“党中央”的时候，胡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既定的政策。关键在于，中共权力核心有无意识到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胡锦涛应该是相当明了的。
总之，西藏问题对胡锦涛是一个契机，如果在他施政期间能够圆满解决西藏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也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
（才嘉：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基 金会董事，西藏问题研究员）
(开放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