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对这个浅薄，衰朽，物质化的时代说些什么呢？早在1970年，没有自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在他对外发表的演说词中坦率地说：“世界正 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索尔仁尼琴是有权力这样说的，因为他终生都在为反抗一种专制的境遇而斗争，进而为正义挽回了一个可贵的说话空间。可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人们正在举着红宝书，用拳头，唾沫，手榴弹实践着一个昏昧的有关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国上下都在说一样的话，都在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而且，其中不乏留学多国、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几十年以后，当我读着一些记述“文革”磨难的文字时，依然无法抹去我心头的困惑：为什么偌大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会在那些愚蠢、荒诞的问题上达到可耻的一致？看来，一个缺乏理性启蒙，一直处于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险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在那个集体造神的岁月里，岂能不知“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这类话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还在监狱，牛棚，医院的油灯下，写着糟蹋自已、奴颜卑膝的长篇检讨。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鲁迅说成是“奴隶总管”的周扬来说吧，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周扬出狱时，周扬则提出给毛泽东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他比同狱的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我不知道周扬写的是什么，但我期望有一天谁能够将“文革”时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检讨书结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贵的精神资料，也将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这个“不悟自己之为奴”的民族的生动说明。鲁迅还在《坟·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当我读着这些先知般的文字时，我的确是觉得鲁迅太伟大了。
由此，我又追忆起童年所读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直到今日，我才读出里面含示的令人震惊的深刻，它像一个预言，不断地应验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时期。只是，在我们这个民族，还很难找到《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谎言遍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写的《革命军》中说的没错：“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这样，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觉的人所写出的中国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也值得怀疑了。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这些话背后都透着一股无奈，是的，为了让后人能够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残骸中勇敢地站立起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见的劫难与耻辱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与道德将它写下来。今后的文学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就在于此。我们再也不需要谎言，再也没有时间在风花雪月中逍遥了，我们渴望在真实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正是为了保存这份真实，巴金才倡导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想，我们还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写一部真正的文革史，从而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机会了解事实的真相。
这就需要所有在这场劫难中活下来的人，都来反思自己的怯懦与罪行，这是苦楚而辉煌的。每个人都要告诉自己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可是，当这样一个话题摆在有关的人面前时，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一片托词，诸如“大家都这样”啦，“迫于无奈”啦，“心有余而力不足”啦，等等，在这些托词的背后，我们只有无奈和悲哀。它又让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中所揭示的那个叫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的小人。《变色龙》，《皇帝的新装》，连同鲁迅的小说，是我最敬重的文学段落之一，我惊异于作家们能够在那么简短的篇幅里，把人类生活中某种阴暗的境遇表达得那么充分。也许，文学所能达到的辉煌，大抵就如此了。应该引导人们来重新认识这些文学的警世意义，以成为我们当下贫困心灵的精神资源。
也偶尔有一些让人欣奋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辉编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读到一篇当年一个北京女中学生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忏悔的心情叙说了自己在批判吴晗的运动中的蠢行，诚挚感人，读过之后，我们不单可以原谅她的错误，还会为她那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勇气而肃然起敬。还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们也许会忘记郭沫若的诸如《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这样的粗陋诗句，(见《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但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儿子郭世英为那些属于当时有良知的人所思索的问题而死的场景。还有，我们时代最正直的知识分子顾准在武斗逼供，妻子自杀，儿女与之绝交的难以言喻的孤寂处境里，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趋炎附势的“左”派理论家时，他仍然义正词严地宣告：“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向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郭世英，顾准，还有那个当年北京的女中学生等少数的人，是一些逐渐告别了怯懦的勇士，他们让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中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遗憾的是，像顾准这样有骨气的人在中国是太少太少了，他们所发出的正义的声音，比起盛大的批斗场面及狂热的崇拜热潮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受了“大鸣大放”期间“引蛇出洞”而遭致“右派”苦难的人，经历了“文革”期间飞来横祸的知识分子，如今更是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有丝毫异议了。苦难的人生使他们知道了该怎样游刃有余地生存：尽可能地抹杀自己的独立精神与意志。可以说，“文革”中专制主义的噩梦，使怯懦得以大规模生长，如今它几乎要淹没我们这个民族了。
难怪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很肯定地说，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如同中国的许多作家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劳动一样，布尔加科夫一生也在贫困，饥饿，羞辱中度日。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都在违心、谦恭地改造(实际上是糟蹋)着自己的思想，以期有一天能回到体制中，而布尔加科夫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即使在作品被禁，生活贫困交加的时候，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骄傲面容：“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当他得到斯大林的帮助，得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担任艺术顾问一职时，他立刻回到内心，开始写作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版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狗心》，《火红的鸟》等。他在《狗心》中说：“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从这样的文字中，你读到的依然是坚强的心灵。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1967年曾抱怨道：“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在苏联)都被当作是杰作……而优秀的作品却束之高阁，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以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但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还是无愧于世界的，即使在那些专制，屈辱，失却自由的年代里，她依然向我们贡献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别尔嘉耶夫等一大批伟大人物，以及《日瓦戈医生》，《大师和玛格丽特》，《古拉格群岛》等一大批伟大的文学。然而，在同样境遇的中国，情形却让人寒心，几亿人民完全失去了任何创造性，除了能够读到浩然的《金光大道》，汪曾祺的样板戏，郭沫若的诗(诸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等，见《诗刊》1976年6期)，就剩下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了。造成这种贫瘠得让人窒息的局面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昏昧与怯懦。
二
1995年，当我看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之后，心潮起伏，我不单为辛德勒这个让人尊敬的形象，更是为了导演斯皮尔伯格本人。我没想到拍摄《外星人》，《第二类接触》，《侏罗纪公园》等商业巨片的导演，也会拍摄出具有深刻人性力量和道德关怀的《辛德勒名单》。而在中国，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总是泾渭分明的。当斯皮尔伯格说，《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时，我深信自己读懂了他内心的冲突和希冀，他为这部影片准备和期待了八年时间，就是为了能够在废墟上追求将人性重新建立起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别无选择。几乎在同样的时刻，我还看了奥立弗·斯通的越战电影《天与地》，它是斯通的“越战三部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可以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相媲美。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只死了几万人的越战可以引发美国人长达几十年的反思，并将继续反思下去，可残酷性不知比越战要强多少倍，死的人也比越战多得多的“文革”，我们却由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一直保持缄默，偶尔触及，也只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更让人悲哀的是，一直有人撰文怀念红卫兵的理想，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把善良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或者追思自己与父母划清界限给父母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精神苦难，更不用说把人批斗致死的暴行了。“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