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胡平兄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甚为感谢他的褒奖。上周写作〈什么时候不是‘枪指挥党’〉的时候,原拟这周再来讨论的;只是胡平兄大作在前,这里或有重复,敬请胡平兄与读者诸君见谅。我的答案,是着眼三个层面,那就是:第一,意识形态与暴力之间的关系;第二,组织与个人的关系;还有第三,那就是最高权力与一般权力的分别。
先说意识形态与暴力的关系。谁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立党的政党。从世界范围讲,先有马克思主义,后有共产党;就中国历史看,诚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那些‘觉悟的’知识分子才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问题是,单靠这套舶来品的意识形态,中共并不能在当时正当军阀混战的中国闯出天下。很快,毛泽东发现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这个认识,毛坦白承认,是从军阀那里学来。毛批评党内同志说:军阀还知道不能当一个空头省主席而放弃军队呢,怎么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不懂!毛明白了:如果不能掌握军队,凭你有什么头衔,都是说话没人听的。于是,以一介书生,他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从此不仅开辟了共产党革命的崭新阶段,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共领导层的突出地位。
不过,毛泽东不是军阀;他比军阀高明。高明就高明在他有一套意识形态,有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他也善于把意识形态与组织因素贯彻到军队之中去。去井冈山的路上,他就搞了‘三湾改编’,实行了所谓‘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指导员制度,以保证党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所谓‘党指挥枪’,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不过,这里的‘党’,应该读作‘毛’。
为什么呢?这就来到了另一层关系:组织与个人。党是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严密的组织;那么,问题是:这个组织的权力属于谁?毛泽东发现:那个掌握了枪杆子的领袖,可以用‘枪指挥党’。不过,并不能因此放弃‘党’的功能--否则还不是与军阀一样水平?枪杆子本身也不是好玩的,所以,反过来,还要强调‘党指挥枪’,才能保证枪在你的手中,才能保证用‘枪指挥党’的是你老兄而不是另外一位同志。于是乎,党也好,枪也好,其实都是听一个人指挥,而这个人就是掌握了‘枪’又代表‘党’的伟大领袖(或‘总设计师’,或‘领导核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就涉及到了最高权力和一般权力的分别:最高权力者,信奉的是‘枪指挥党’;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决定的因素是枪杆子。而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成了‘党’的化身,那就要从上到下地强调‘党指挥枪’了。当一个省长,好好经营与中南海的关系就可以了,哪里有什么‘枪指挥党’的问题?不过,最高领导人不会犯胡涂:既然昨天我可以‘枪指挥党’,今天说不定哪个家伙也要走这条路上来;所以,‘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可动摇,那表示:我现在代表党来掌控枪杆子,你们休想以‘枪指挥党’的方式从我手中拿去这最高权力。
一句话,‘枪指挥党’,造就某人代表党的地位,说的是:要掌党权,必固军权;而‘党指挥枪’,则保证这一地位不被别人(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军人)挑战,说的是要固军权,必有能够代表党的资格。换句话说,在中共政治中(也许是在所有政治中),权力的本质是‘枪指挥党’,也就是暴力;而权力的巩固则需要进一步依赖组织与意识形态,也就是‘党指挥枪’。不懂得前一点,那个政治水平还不如个军阀;而只懂得前一点,则不过与军阀比肩。许多人相信‘党指挥枪’是中共的原则和制度,是因为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可是,十六大的权力再分配,涉及最高权力,分析的时候那就不可忽略‘枪指挥党’这个‘潜原则’或‘深层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了。江泽民比那些幼稚的观察家更懂得这一点。他知道:一手以枪玩党,一手以党玩枪,就可以使一个本来既没有枪杆也没有党位的人高居于党与枪之上。能玩到这一步,江泽民确实是不愧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了--我承认,这才称得上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
据(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