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忠便是那场悲剧的主人公之一。他这种人的存在和那种悲剧之必不可免，乃是当代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可惜并未引起多少注意。那半世纪历史，被很多人看作一场幻梦；来无踪，去无影。但历史不是魔术。几亿和十几亿人既非白痴，就不会被哪怕是最天才的流氓玩弄几十年。其中必有缘故，然而至今连史学界权威都声称1949年那场巨变，无非就是中国这架飞机被共产党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余年！比喻倒是很生动，可惜无法解释后来的历史；包括陈世忠一代人后来反对当年劫机犯头头毛泽东的方式。
陈世忠的一生还有另一意义，他告诉我们：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毁共产党统治的力量，就在曾经是它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中间。共产党员和党外同道者陈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来为扭转毛泽东错误路线、减轻人民苦难而斗争的史实，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处。王申酉文集的问世，应能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毛泽东，比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一说。
这一切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我和陈世忠终究都成了失败者。然而在人生里，有些失败难道不是比成功更加可爱吗？
1972年，我离开牛棚不久，有一天正在宿舍里读书，忽有一人抄着手若有所思地走进来，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刘宾雁，你说，人这种东西，究竟是物质呢，还是精神？”提问者是干校的一位领导。时间是林彪死后全国正在大学马列著作，借以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听此问，我愣住了，因为从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只好迟迟疑疑地随口回答说：“大概既是精神又是物质吧。”
提问的孙某人，后来就是内蒙省委的宣传部长，可见还是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从他那一问中，可以窥见，到了毛泽东统治的高峰时期，人的精神已经被抬高到多么极端的地位。一个血肉之躯具有五脏六腑的动物，居然可以被想象为虚无缥缈的玄虚！但怪诞的是，正好就从那时起，中国人的精神、道德、信念等等凡肉体以外的东西，无一例外地开始向深渊坠落了。换到今天，向我提出的疑问就该是:”人这种东西，除了上边有这张嘴，下边有那个尤物，还有什么东西更重要呢?”在这个意义上，1971－1972年应该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精神奴役是打着革命的口号进行的，所以分外有效，而被奴役者也就并不被动，分外来劲。但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个潜在的危险也就在这里种下了。毛的意识形态是绝对排除个人的；但那些忠诚的追随者中天真而认真的分子们，在无意之中却自然而然地要发挥个人主动性，要最出色、最突出地完成自我完善和改造世界的使命，于是个人神经的毛孔就张开了，对于四周一切事物善恶、是非的感觉就敏锐了，评断就严格了。然而这其实并不是党的意愿所在；党在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所有要求，连同必须体现那些要求的人，都属于党的工具；都是统帅在“听党的话”和“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之下的。天真而认真的信徒们，以为那些要求也同样管着党和毛主席，于是他们就迟早要和党发生冲突了。
陈世忠便是那场悲剧的主人公之一。他这种人的存在和那种悲剧之必不可免，乃是当代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可惜并未引起多少注意。那半世纪历史，被很多人看作一场幻梦；来无踪，去无影。但历史不是魔术。几亿和十几亿人既非白痴，就不会被哪怕是最天才的流氓玩弄几十年。其中必有缘故，然而至今连史学界权威都声称1949年那场巨变，无非就是中国这架飞机被共产党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余年！但机上乘客如陈世忠者不乏其人，是绝不会反对劫机的（假如没来得及参加劫机的话）；至于本文作者，自然是劫机犯之一了。比喻倒是很生动，可惜无法解释后来的历史；包括陈世忠一代人后来反对当年劫机犯头头毛泽东的方式。
陈世忠的一生还有另一意义，他告诉我们：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毁共产党统治的力量，就在曾经是它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中间。共产党员和党外同道者陈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来为扭转毛泽东错误路线、减轻人民苦难而斗争的史实，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处。王申酉文集的问世，应能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毛泽东，比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一说。这也不奇怪，共产党能够借以征服世界第一大国的那些信念和理论，为什么就不能由别人用来批判和摧毁那群叛徒、流氓和政客呢？
我有幸于1985年与陈世忠相识，那是改革前十年那最黑暗的一年里（注）。以他为第一主人公的《第二种忠诚》所造成的震撼，和我过去的作品不同。1979年以来，我主要是遭到被我批评的那些省份党委的攻击，这一次却升级到中央了。《开拓》月刊尚未创刊就遭停刊，那是中宣部和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决定。他们比后来某些认为《第二种忠诚》是为接受“招安”而写的异议分子们要敏感，知道这个“忠诚”对他们的威胁较之某些类攻击更加可怕，因为它动摇了几十年中共所特有的传统，即对上级的组织纪律的服从高于对党纲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忠诚。也该感谢中央的查禁，不然贾平凹先生主编的《散文报》就不会以每期五十万份连载此文了。“第二种忠诚”因而在几个月内就变成通用语汇，被党内很多干部拿来评议具体人和事的行为准则的是非，连我都感到意外。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我和陈世忠终究都成了失败者，而且不能不长期流亡国外。然而在人生里，有些失败难道不是比成功更加可爱吗？
注：
世人只知1981、1983、1987和1989有过名目不同的四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却不知1985年年初至1986年初夏有过一次时间持续更久、改革派损失更大的一次倒退。胡耀邦自年初起被逼步步后退，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上关于创作自由的许诺实际上已被取消，有限的新闻自由被重被收回。省委书记中最坚定的改革派－－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以及海南党委书记雷宇先后落马。各省市中层和下层经济领域改革上有所贡献的干部也纷纷被审查、撤职甚至被捕。全国一时陷入万马齐喑局面。加上1985年这一次，十年改革就正好每两年有一次回潮了。
（中国之路）(12/8/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