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文化薰陶之下，讲信用成了民间美德，成了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在政治上，统治者力求取信于民，不贪一时方便而朝令夕改。在经济上，商人崇尚“童叟无欺”，以“信用”进行竞争，信用好的商户欣欣向荣。据说以前中国人做生意根本不需要洋人那种合同，互相之间只要口头承诺就行，谁也不会不讲信用不履行口头承诺。洋人对中国人这种一诺千金的做生意方式啧啧称奇，自愧不如。
在中共的统治下，一个好端端的信用社会却出现大崩溃！大陆信用社会的首次重创是一九五七年。是年，中共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知识分子本看“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数说中共统治几年中犯下的错误。谁知中共翻脸不认人，数十万知识分子从此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并且累及子孙后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统治者公然讲假话弃信用迫害上当受骗者的事件。
接下来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朝令夕改不讲信用可谓司空见惯，中共一会儿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一会儿又批判工作组；一会儿斗党内走资派，一会儿又横扫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一会儿揪“军内一小撮”，一会儿又“保卫长城”，出尔反尔的事层出不穷。民间顺口溜“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是对中共朝令夕改的强烈讽刺！
面对文革中共残酷的政治迫害，许多人不得不出卖亲人、朋友、上下级、同事。如胡乔木痛哭流涕，揭发邓小平“右倾翻案”。有的人为了自保，甚至不惜编造假话，诬陷揭发最亲密的人，亲友间的诚信荡然无存。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传媒惊呼“三信”危机，“三信”即信心、信念、信用。人与人之间，已没有甚么信任可言。
七十年代后期，中共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本来应该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但中共搞的是“权力经济”，有权力或依附权力者垄断了经济利益，无权力者难分一杯残羹。在这种情况下，无权力者为了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只好“造假”。另一方面，有权力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不惜制造骗局。
另外，中共对自己发出的城镇居民房地产产权证不认账，以所谓“旧城改造”为名，剥夺城镇人民的房地产使用权，为民间的巧取豪夺作出了“榜样”。
在政治上，中共仍坚持朝令夕改、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传统。“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声称派军队包围北京不是为了对付学生，后来竟冒天下之大不题出动坦克杀死无数手无寸铁的学生；一九九八年，中共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保护人权的公约，但经常违反公约，逮捕民运人士；为了应付西方国家关心中国人权的压力，中共经常在西方政要访华或中国政要出国访问的时候放一些民运分子，但风声过后又逮捕这些民运分子一个堂堂的执政党，竟堕落如市井无赖！
在中共带头下，大陆社会信用荡然无存。据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大陆每年订立的合同约四十亿份，合同标的一百四十万亿元，但是平均合同履约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另据有关部门对大陆二百八十三家名优商品生产企业的调查，十六类六百五十种名优商品几乎全部被假冒。据有关专家分析，由于市场交易中缺少信用，使得大陆生产总偿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为无效成本。
央行的数据显示，大陆每年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一千八百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五十五亿元。还有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二千亿元。
据有关专家提供的数据，一九八九年底大陆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三角债”总额约为一千二百四十亿元，但到目前，这一数额已突破一万亿元，十年间增长了近十倍。同时，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且里增加。近年来，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近三百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百分之五十一。
大陆的股票市场已成了赌场。上市公司“中科创业”的大股东勾结庄家，伪造了一百多个客户，自己炒高自己的股票，骗股民入市，最后大股东在高位出货，赚到四亿港币后逃之夭夭。造假的上市公司还有郑百文、琼民源、康赛、黎明、泰岭水泥、ST红光、大庆联谊等。
传媒本来应该“为民喉舌”，但大陆的传媒却搞“有偿新闻”。只要有钱，就造假新闻乱吹捧。造假上市公司的股价就是造假传媒帮吹上去的。
学术界是象牙之塔，被认为是最纯洁的地方，但现在的象牙塔却藏污纳垢，“权学交换”、“钱学交换”司空见惯， “钱博士”、“权博土”多如牛毛。辽宁省长薄熙来就用权力换来了“博士”帽。林毅夫则送了一顶博士帽给不学无术的吴征。文革前教授、博士令人以为是“稀有动物”上赢得人民的尊敬，现在人们则对教授、博士嗤之以鼻。
政法系统本来是最神圣的地方，但现在连政法部门也做假。在司法领域，假书证、假鉴定导致司法难以公正。堂堂国家法定的司法鉴定部门因利益驱动枉法鉴定，置法律尊严于不顾，制作假鉴定报告，以致那些本应受法律追诉的人逍遥法外，而人民的合法权益却难以得到保障。
至于假货、假商标、假广告、假发票、毒肉、毒米、毒油、毒酒……就更不胜枚举了。追溯当今社会种种丑陋现象的根源，人们不难看出中共是大陆社会信用崩溃的始作俑者。
来源：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