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枪指挥党’早就是共产党的‘潜制度’吗，那么所谓的‘枪指挥党制度化’是个什么意思呢？今天就来讨论这个看法。
我们知道，毛泽东实行‘枪指挥党’，因为他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成功采取‘武装割据’（这四个字来自《毛泽东选集》，有兴趣寻根究底者请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大名篇）为中共创建了‘根据地’。等到那些莫斯科和上海来的不懂‘枪杆子’的白面书生们把‘根据地’丢掉，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东奔西突时，老毛只好用枪杆子来‘挽救党’。可以说，毛泽东的‘枪指挥党’，是在非常状态下实现的，当然说不上什么‘制度’。相反，正像我们以前谈到过的，毛还要再用很长时间的奋斗，才能真正掌握党权，形成他那一套‘枪’与‘党’权力相互交叉的制度。
邓小平与中共军队的渊源同样很深。我们早在‘十六大前瞻’专栏中，就谈到过他在军队中甚至高于‘十大元帅’的地位。因此，一九七七年再次复出之后，他不仅可以很容易地架空军委主席华国锋，而且也可以不大费力地就从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在十大元帅中排名末位的叶剑英手中拿过军权，从而开始他的‘第二代核心’时代。有了军权，老邓才能在不过八年的时间里（1981－1989），连废三‘帝’（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一切，当然是和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是‘个人’的因素，当然也就不够‘制度化’。
到了江泽民的时代，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当上总书记之前，江泽民与军队没有任何渊源；他能够出任军委主席，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因为他是‘合格的总书记’。随后，老江要实际掌握军权，当然有他一路不足与外人道的艰难奋斗。不过，总的说来，江泽民并不是靠了个人的因素而掌握军权，而主要是所谓‘制度’的因素。现在，在把党的总书记职位交出之后，他却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排名甚至高于总书记，仍然是‘拿摩温’（No.1）。这就在至少两个层面上，把‘枪指挥党’制度化：第一是把‘潜规则’明确了，而制度化的要素就是规则要明确；第二则是，我们看到，与毛和邓的情况相比，个人因素在这里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所谓‘制度化’，也就是要降低个人因素，强化规则的因素。一个与军队没有什么个人渊源的人，只要掌握了军权，也就被承认是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枪指挥党’的制度化。
不过，这个制度化，看来不能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任何政治困难。反而，它进一步弱化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当然，‘最高权力’这个概念，在这里本身就有点歧义：是指军委主席的权力呢，还是指党总书记的权力？我看，这两个职位，无论就哪一个来看，其权力的合法性都被削弱了。就军委主席而言，既然不再是‘合格的总书记’，当然也就不再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又与军队没有渊源，继续占有这个职位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就党总书记而言，既然不‘合格’当军委主席，则反过来其‘合格总书记’的身份也就有些问题。何况，总书记既然是‘老二’，也就不能‘合法’行使最高权力－－邓的时代，胡耀邦和赵紫阳，至少还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吧？两个职位都减少了合法性，是个‘双输’的局面，谁也没有因此强化自己的地位。这种‘制度化’，还真叫吊诡。
在政治学研究中，制度化的强化，一般都被认为是个正面的政治发展，甚至当制度本身并不怎么高明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歌德’派们要强调十六大在制度化上大有进步的原因。可是，这些‘歌德派’的前提就错了，认为中国应该像外国一样。看来，还是中共领导人说得对，中国就是和外国不一样。这不，‘制度化的进步’反而进一步削弱政治合法性，这是什么外国教科书上有的？相比之下，批评‘制度万能论’的‘歌德分子’，明显棋高一着。本人不才，这次也有一点儿贡献：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性？我就发现：十六大的这种政治设计也可以算上一个。
(12/11/2002 2:21)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