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不是盲肠特别长，我不知道，但是中国人“肚里的弯弯多”也是事实。幽默讲：老师问一学生，2＋2＝？，学生不回答。老师提示说：“一个苹果二分钱，两个苹果几分钱？ ”学生说：“给你五分钱。”老师直摇头，学生就一个劲地往上加钱。老师一气之下，教他站到教室外面。事后，同学说：“两个苹果不就是四分钱吗！”这位同学说：“不，我已经给到七分钱了，还叫我站在外面。如果真得给他四分钱，还不叫我单腿独立才怪呢！”
这看是一个笑话，其实倒让我们深思。正是国人的普遍的狡猾心态，才使得很多问题十分复杂。
比如，1＋1＝？一年级的学生肯定说是2。如果要高年级的学生回答，肯定有很多人不敢回答。如果让大学生回答，答案就可能更玄了。某公司招收员工，出了一道极为简单数学题：9+ 1=？可绝大多数人应聘者都是回答不等于10，而且理由多多！而且仅有一人回答得大于失的人，回答的含含糊糊。原因就是我们群体文化心理在作怪。
有时候，狡猾很可能是一种谋略，但是谋略过了头非但不是谋略，反而是大大的坏了坏了。当然，为人处世少不了少许的狡猾，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时时处处靠狡猾行事，狡猾的个人心态也就成为群体的本能。一旦人人都把心眼用到不正经的地方，人际生存环境势必艰难。
在我们日常交往中，一个说话直来直去便会被人视为大忌。一次，遇到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当我问及同学何处高就时？同学曲里拐弯说了一大堆，我也没有搞清同学现在干什么？事后，问及其他同学，才知道：同学是一老板。从那以后，一旦遇到类似这样的“让我猜猜你是谁”的事，尽管很不了解对方，我也只得说些含糊的话，并装着很了解对方似的，惟恐怕对方感觉出来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对方。
社会上一个人狡猾倒也无所谓，可怕的是大家都以狡猾为能事。在交往规则中，一个狡猾时，可能是损害大家利益的可恶行为，大家能起来共讨之；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或以狡猾为能事，被惩罚的可能就是讲实话、正直的本分人。一旦，社会老实人吃亏，狡猾人大捞好处，谁还会去做诚实的好孩子。一旦社会选择了狡猾为生存规则，那样的社会将让人无所适从。
我的一个亲戚曾经多次告诉我：“以前的人两个心眼子就够了，现在的人八个心眼子还不够。”很多在中国生活久了的外国人也认为：在国外生活，一张脸也就够了，而在中国则还需要一张或几张备用的脸。一个人如此多心眼和脸孔，你说活得累不累。鞠萍姐姐在小品中说：“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问题，你们大人想得如此复杂？！”
小时候看电影，日本皇军老是称我们：狡猾、狡猾的有！那时我以为，说国人狡猾，是羡慕国人聪明。后来才知道，狡猾是弱者表现，真正的强者是不会拿狡猾当成人生的生存哲学。一个一位被日本人一向视为狡猾中国用对内诚实的心态，日本人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每年的国民总产值当于中国的十倍，当然还没有除去水分。而我们的国民中优秀分子却还在那里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不仅“狡猾狡猾的有”，而且“狡猾狡猾得狠 ”。每当我回想起，电影里中国老百姓的狡猾，我总想替大日本皇军说句话：“诚实的，你们的不行；狡猾的，我们的不行。”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刚买来的新自行车的铃铛被人拧走了。对此，我大讲人心不古。一个同学从别人的自行车上拧下一个铃铛，安在了我车子上。并批评吃了亏不该吱声，把所吃的亏转给他人就是了。
小时侯听人讲：一群人吃饼，一人两个就会剩一个，一个人一次拿三个吃肯定会招来众人的反对。于是，大家争向一次拿两个吃，一个的人既想多吃又不想招众人的反对，便采用第一次吃一个后，第二次吃两个的办法。结果，靠狡猾的手段，这个人比大家多吃一个。
其实，从长时间看，狡猾的人并不能到了大处。从短时间看，狡猾的人也不过比别人多吃一个饼罢了。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和个人也是如此。如果拿我们的狡猾跟人家的诚实比较一下，国人的狡猾不仅不足称道，而且应该反思。
每个人都憎恨弄虚作假，而每个人又都在弄虚作假；每个人都憎恨狡猾不实，而每个人又都在狡猾不实；每个人都痛恨投机取巧，而每个人又都在投机取巧。这是国人的历史和现实，而历史和现实，总是不断重复着，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性格。连晨说：“如果我们把社会比作容器的话，那么人性就象水，在不同容器里，它就被塑造成不同模样。”
狡猾既可能成为是弱者生存智慧，也可能成为弱者生存的大敌。一时的迫不得已使用狡猾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事事时时靠狡猾生存，就成一个很无赖似的狡诈。一个民族如果一味靠狡猾生存的话，那么她就可能染上毒品的瘾君子。
狡猾可能在战胜强敌的同时，也可能成了弱者作茧自缚的枷锁。当狡猾的枷锁牢牢地缠在脖子上时，我们也就会为我们自己的狡猾付出更多。中华民族如果不彻底放弃狡猾的为人狡猾的心态，树立诚实信用的人际原则，中华民族就难以入围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最后，我用鲁迅先生的话作结：“救救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