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
所有到过香港的人都说，香港的办事效率高，办签证只要半天时间。我到了中国驻港办事处，排队一小时到了窗口，办事的小姐看我是中国人，问我是不是持有过中国护照，我如实告诉。她说：“因为你是第一次持美国护照入境，我们必须要看你的旧中国护照，否则不给签证”。这真是当头一棒，我的旧中国护照没带在身边，能否找到也不知道。即使找到，快件也要４天才能寄到。心情再也激动不起来了，马上给太太打电话，特快传递护照给我。
然后打电话给朋友，他大骂我傻冒：“你为什么要说你是中国人呢？明天到旅行社再签，不要说你是中国人”。第二天到旅行社什么也没问，只是多交了１８０元，半天签证到手。当然，那３０美元的快件费就算交了学费。
入境：
离开香港时是早上７点半，出境处小姐态度很好，说了一声“欢迎你再来香港”。到了罗湖入境处，一位男性入境官员用一只手撑着脑袋，一只手拿过我的护照，看了足有３分钟，仍后把护照扔给我（不是递给或推给我，是扔给我），同时扔过一句话“可以走了”。
从罗湖到酒店的路上，有一段路要绕道。出租车司机”果断”地开上逆行道，开了足有１公里长，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他却像没事一样，看来不是第一次。
上海：
高楼大厦林立，地铁仍是非常非常拥挤。朋友一再叮嘱要小心证件的丢失，所以我把钱包和护照放到了最安全的地方，可是，我的通信录还是在地铁里被人偷掉了，害得我无法和朋友联系。所住的旅馆有“宽带”上网，我好高兴，可是一用才知道 “宽带”并不宽，一页纸的文件发了５次，一个都没发出去。至于海外常见的网站，根本无法访问。
晚上想吃一点家常饭，酒店给介绍了一家，进去一看很多人。问服务员，如何才能找到位子，他说要自己抢。抢了大约１５分钟，还是没能抢到。只好求服务员帮忙，她打头阵我在后，才终于找到了一个位子，可见中国竞争之激烈。
母校：
回到了母校，同学见了不少，一个个是教授或院长。问到他们的工资，说是一两千元，实际上可以拿到一万多元，其中自有奥妙，这是属于合理合法。一个同学讲了两个新的现象：有的学生上学，母亲在学校周围租房子住下培读，已不是新鲜事；考试作弊被抓住，理直气壮，毫无惭愧之意，只怪自己手段不高，下次要提高。这种现象也不是一个两个。
临离开母校时我和几个人正在招待所吃饭，突然杯子和盘子从厨房飞了出来，一问服务员，才知道是厨师打架，还动了刀子。我自己吓了一跳，胃口大减，再看看我的同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一幅见怪不怪的大将风度。
饭桌上自然是无话不说，不时还来上一两句新名词，说是“与时俱进”。有人问我 “你知道什么是‘与时俱进’吗？实际上是‘与势俱进’。没有‘势’你就别想进”。深刻深刻，入木三分。
回家第一站：
老家不通飞机只好坐长途汽车，名叫卧铺车。上车后被告知“三个人，两块被子”。我上去的早，给了我一块，旁边的俩口盖一块。中途上厕所，回来后发现我的被子已被别人“拿去”了。自认倒霉，为什么要上厕所呢？一路上冻的不行，硬撑了两三个小时，只好求旁边的俩口子，分给我一点被子，总算熬到了第一站。到站下车后，不知在什么地方，旁边的三轮车夫非常热情，４元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真感激。可刚走没走几步就到了，结果朋友又大骂我傻冒，平时只要１元钱。不过，我不后悔，天寒地冻，农民兄弟毕竟拉了我上百米。
回家第二站：
拜访完朋友，离家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上车之前，朋友告许说一定要座那种“中途不卖人”的车，当时似懂非懂。然而不敢怠慢，每辆车来之后都要问一问 “中途卖不卖人？”，最后上了一辆不卖人的车。果然没多久，前面走的人被“卖”到了我们的车上来了，大骂上当受骗，还要再交钱。我很佩服朋友的高见，没被“卖掉”。车子继续向前开到了一个县城，时间是中午１２点，很大的汽车站车水马龙，可是地上要多脏有多脏。本想找个厕所方便一下，环顾四周没有厕所。突然看到五六个大汉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排成一字型，解开就小便，如入无人之境。
汽车开出城没多久，上来了一个身穿警服（制服）的人，不知为啥，没说两句话就要打一个农民样子的人，车上的人一边拦着，一边好说歹说才没被打成。临下车还留下一句话“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到家了：
来了一帮人，大都是亲戚和邻居，自然就谈到了某某的孩子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等等。一位本家的侄子，谈到他的孩子上了县城高中，可是因为孩子视力不好，又不能坐到前几排而落泪。“现在的中小学老师上课瞎湖弄，周末花钱再补课。好不容易考上高中，还要收‘座位费’。买一个前几排的座位要花４０００元，要不上又怕把孩子给亏了”。
回家的第二天，走访了县城里的几个同学朋友。第一个是警察，没说几句他就自高奋勇地说：“我们什么都罚，不属于我们范围的也罚，不罚款哪来钱？反正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哪一部门的，谁敢告公安局？”。“我们的科长和局长忙于跑官，碰到案子，只有一句话 ‘你看着办吧’。成绩当然是领导的，所以，我们碰到有文化的，一般就是罚款，或哄一哄放了，也许明天他也是个官。对于没文化的，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一上刑什么都承认”。
第二个是农行的副行长：“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联系好了，去英国读大学，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去英国读大学的价格是８０万人民币）”。旁边人说“人家这才叫有本事”。他一个副科级国家干部，哪来那么多的钱？如果他是个处级，厅级，或部级呢？
第三个是公安局的副局长。我到那天正是他“搬正”的考察日（现在由副职升为正职叫“搬正”）。晚上１０点匆匆露了一面说：“组织部，人大，和党委的几大班子考察了一天，晚上还要陪他们到某某地方玩去”。当然玩的内容就不言而喻了。第二天，他兴高采烈，“搬正”大功告成，非要专车送我回家不可。一路上警笛长鸣，警灯闪烁。我几次提醒他关掉警笛，他说“我天天如此”。
第四个是一位高中同学，在他家住了一晚上。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告诉我，他早已皈依佛教，据说层次还不低，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天象和社会变化。可是因为不吃肉不喝酒，没法应酬，到处遭人们耻笑，差一点丢了工作。现在他是不敢在同事们面前提一个佛字。他说要修口，而且一定要我保密，电话和信件不要提任何信仰的东西。
返回美国：
第一站是北京。当天是星期六，正下大雪。我住的酒店暂停旅行支票兑换业务，周围的酒店只给本店顾客兑换。大雪中走了几条街，到了中国银行，又到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都不给兑换，理由是“没有牌价”。最后到了一家酒店，值班经理是老外。说明来意后，他说“我们一般只给本店顾客兑换。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离开北京之前给大学的同学打一个电话表示感谢。出于好心，他一口气给我提了不少建议：“你们出国多年，变得太机械啦，什么对与不对，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下次回国，不要埋怨‘网站被封’‘上不了网’，人家怀疑你是国外势力”； “不要给别人说国外报纸和网站看到的内容，这里太敏感”；“不要提“六四”和民运…”；“不要提什么某某留学生回国被抓，又放了…”；“不要说在海外看到过炼法轮功的人…”；“不要说海外对十六大怎么看；不要提大使馆被炸…”；
到了机场，碰上一位生意人，也是业余政治家，刚从新疆来北京。因为下雪，在新疆机场被困了俩天，骂声不绝：“????，俩天没人出面给我们解决吃住的问题。说是天气造成的延误，航空公司不负责”；“机场的除雪机器属于民航局，启动一次几十万，航空公司不愿出钱。旅客干着急没办法”；“雪都化开了，机场没人敢放行，怕担责任”；“俩天后可以起飞了，机场的值班主任４５分中找不到开门的钥匙”；候机室书店的电视机上正播放一位专家演讲的录像带，话题是“公平与适应”：“…我们不能一昧地追求公平…，我们要去适应…”。中国人啊，还不够适应吗？
回国一次，各地的的小吃太多了，长了几磅肉自不必说。这里所列故事，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无褒贬之意，只供大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