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把衣食无着的穷人过年比做过关，故称春节为“年关”。但如今对于有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春节同样是个关，不过不是“年关”而是“廉关”。行贿人早就盯紧了这个重大节日，准备猛发“炮弹”，努力轰开一道“口子”；而有的掌权者呢，也看好春节，准备好好赚一笔。
羊年在即，但年关送礼依然是一股挡不住的潮水。当权的贪官盼过年。特别喜欢过年的非贪官莫属。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１０万元。”
江苏省江阴市山观镇原镇委书记陆荣福从1990年至1998年春节的收银进项。其中，1995年春节收受钱物11.63万元，陆在年终盘点收益时欣喜地作了一个总结：“1995年过年喜！”他的期望是：此后年年过年喜，贪官美梦年年做下去。
失势的贪官怨过年。跟在位权倾一方时过年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火爆景象相比，失势的贪官心理极端不平衡，怨恨世态炎凉，人心难测。难怪一些失势的贪官喟叹：宁叫一世无钱，不叫一时无权，当官没权来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坐牢的贪官怕过年。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原总经理卢连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春节即将来临，与家人团聚是我现在最向往的事，但最终可能是一种奢望。”
有关资料显示，因贪赃枉法而受法律惩处的贪官，在春节期间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的比例占所有案例的３１％。据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一名有７年反贪侦查经验的检察官介绍，有近两成受贿的贪官都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行贿人第一次搭上关系的。年关成为某些为政不廉官员难迈的一道坎。
“礼金不是贿”说。既然是人情往来，送的和收的自然就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这是礼金，不是贿赂”、“收礼金是错的，但不是犯法的”。这种可笑的理论在许多贪官当中竟有一定的市场。
“公款不是贿”说。每逢节日来临，不少单位和部门不惜动用巨款“犒劳”上级部门和实权人物。上级对下级的支持换来下级对上级的感谢，这样一来，实质上是把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易原则引入了公务活动，送出去的是公款，收回来的却是私情，但谁都不把公款公礼当做贿赂。
“节日进贡”说。有的领导干部有一定的法纪知识，平时替人办了事不敢收钱，把春节等重大节日当做“进账”的大好时机。而办事人也把“节日进贡”看做是投资或回报的良机。被称为“红包书记”的丁仰宁任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不到三年，竟收红包达１００万元，涉嫌行贿的各级领导干部达２００多人；广东省徐闻县原县委书记苏凤娟在五个春节里竟收礼６０余万元。
“无法拒绝”说。并非所有的贪官一开始就贪婪。有的贪官开始时还是勤廉为官的，对自己也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但后来渐渐放松了警惕，被“糖衣炮弹”打倒了。广东省普宁市原市委书记丁伟斌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四年间的八个大节日，“共九次上缴５８万余元人民币、８万余元港币和两三千元美金”。但最后，丁伟斌还是堕落了。他说，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一个人难以撑破这张大网”。
心理学家曾经作过这样的测试：人的欲望极易在逢年过节之时膨胀，被人轻易打开缺口。慕绥新逢年过节“从最初接收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收受１０万美金觉得心安理得”；成克杰逢年过节“从最初在家收些烟酒，发展到带着小孙子走遍广西全境向各级官员索要压岁红包”；胡长清逢年过节“从最初躲在宾馆里偷偷吃喝嫖赌，到后来堕落为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胡办事”。这些，都不难看出贪官由最初欲望缺口，到最后欲壑难填，中间或长或短，或许要经历一段时间。但是，缺口大多由春节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