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开宣布拥有核原料开始，极权国北韩接二连三放出骇人的消息：恢复核计划和启动核设施，赶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并中止合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和声言要恢复试射导弹，并发出“经济制裁就意味着宣战”，“以超强硬对抗强硬”，“把……变成一片火海”和“将遭到一千倍的报复”等黩武叫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金正日对世界的核讹诈遽然升级，国际社会在惊诧之余，都猜不透这个无赖极权者想干什么。
难道仅仅是为了得到国际援助来缓解国内的危机吗？我看未必──特别是在东方的极权国家。
北韩的经济危机并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其人民在残酷压榨下，吃不饱和死于饥荒，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在朝鲜这样严控的极权国家，再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能导致独裁政权的倾覆，正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也发生过类似大饥荒，却并没有导致红太阳的陨落，反而使之更为肆无忌惮地发动文革，直到极权者达到生理极限，社会危机才可能引发社会改革运动。换言之，在东方的极权国家，社会改革运动发生的前提，往往是“天助”，即政治强人自然死亡，而非“人为”。所以，只要极权国家对内奉行计划经济、残酷镇压和舆论一律，对外奉行严格的全封闭和自外于国际社会，极权体制下的民众很难对极权者构成挑战，至多是在忍无可忍之时用脚投票，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逃离魔窟。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处于极端孤立状态的金正日，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独裁者不在乎人民生死
首先，是极权者的好战本性使然，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人的生命，饥荒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也罢，在极权者的眼中，最宝贵的生命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而已。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红色中国，无一不对世界进行核讹诈和战争恫吓：是共产极权者挑起了韩战和越战，是赫鲁晓夫建造柏林墙，并与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一起，挑起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上用皮鞋敲桌子，而且还曾经声言：过不了多久，我们苏联就能像生产香肠一样地制造火箭。赫鲁晓夫居然可以不分场合地进行核讹诈，比如他在英国首相艾登家中作客，当宾主在暖烘烘的壁炉前入座后，赫鲁晓夫突然恫吓艾登：“你知道摧毁你们这几个小岛需要几个核弹头吗？三个，只要三个。”
毛泽东更为狂妄，同时恫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他声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在苏联宣称中国人不在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无非就是死人而已，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死上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换来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何乐而不为！毛泽东还对外宾说：为了解放台湾，我们不怕与美国开战，无非是死上三千万，用三千万的代价换来国人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一九六四年，中国拥有了核武器之后，毛泽东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其目标不仅针对美帝，更针对苏修。这一切，显然都是想通过核讹诈和战争恐吓来压倒世界。现在，金正日的核讹诈和恐怖组织不断发出的袭击威胁，与前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实质性区别。
劫持整个国家和人民
其次，极权者利用独裁权力劫持了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越是在国内危机加重的时刻，就越要煽动仇外情绪，越要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群众动员，以此转移国内危机，对外显示其政权的民意支持和决一死战的勇气。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巩固政权的工具，用强迫和愚民伪造出万众一心的民意。在冷战时期，共产极权国家无一例外地要大搞炫耀武力的阅兵式和大型群众集会游行，极权者都要发表声嘶力竭的反美演讲。冷战后，面对节节胜利的自由世界，这类百万人规模的集会游行和大阅兵，主要发生在北韩、古巴、伊拉克等少数独裁国家。萨达姆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而无计可施之时，居然搞起了全民公投，用100%的赞成票来支撑其内在的虚弱。正在制造核危机的金正日政权，召开百万人的反美集会和大游行。也许，出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对北韩的此类行为还会感到些许新奇，但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国人则再熟悉不过了。天安门广场的宏大阅兵式和百万人集会游行──从五十年代初的声援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支持北越、古巴、红色高棉等独裁政权，从反美帝到反苏修──至今忆起仍然历历在目。但愿这些丰富的记忆所带来的，不止于荒谬感和嗤之以鼻，还能唤起国人的铭心刻骨的耻辱和沉痛深入的反省。
再次，金正日利用了倒萨之战和国际社会的分歧，向国际社会叫板和向美国要价。一方面，大多数国际危机的解决，没有美国的实际干预是很难奏效的，但美国正在全力对付伊拉克，无暇过多干预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其他大国，既没有美国的那种捍卫及推广自由制度的决心，更没有美国的强大实力，自然不愿意为世界和平多付代价和多负责任，而只是站在一边品头论足。所以，对于金正日政权，目前的国际社会，除了发出谴责和呼吁和平解决之外，似乎无计可施。
国际社会的纵容
另一方面，随着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转向伊拉克，某些大国对布殊政府的“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战略”的抱怨逐渐加强，甚至把核危机爆发主要原因归结为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单边主义：把北韩划入“邪恶轴心”。当今世界，多边主义和绥靖主义成为新的政治时髦。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其绥靖主义倾向日益加剧，不但称中共为战略伙伴，更对恐怖主义和北韩采取纵容态度。当时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访问了平壤，使恐怖分子和极权者越发胆大妄为。同时，欧盟中的德、法两大国也意欲取代美国而成为南北韩之间的斡旋者。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前极权国家，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拉拢金正日政权，进行元首级互访。加之韩国一厢情愿地伸出“阳光政策”的橄榄枝，日本的小泉政府也主动到平壤去拜会极权者……国际社会的这一切举动，无疑于对邪恶极权者的纵容。所以，金正日以为：我越是强硬，国际社会就越要买帐，布殊政府也就越拿我无计可施。这就是北韩的《劳动新闻》所提出的“以超强硬对抗强硬”的策略。
金正日利用民族主义狂热
最后，金正日充分利用了南韩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冷战后，共产极权的红色恶魔早已失去了迷惑力，在东西之间的实力悬殊的对抗中，独裁国家便从民族主义魔术中汲取合法性。特别是在大陆与台湾、南韩与北韩这样的分裂之地，民族主义呈现出走向极端和日益强化的趋势。具体到南北韩，先是金大中提出了和平统一的“阳光政策”，并亲赴平壤握住极权者金正日的手。接着是去年的汉城世界杯在南韩掀起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高潮。再接下来是南韩大选的前后，从政府、总统候选人到普通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煽动起空前的反美运动，虽然也有政治人物和部分基督徒站在美国一边，但是反美情绪占据韩国的舆论主流则是不争的事实，卢武铉的当选便受益于民族主义狂热。特别是没有亲历韩战的年轻一代，其民族主义和反美的狂热已经发展到颠倒是非混淆善恶的程度：昔日恩人和南韩安全的保障者之美国，变成霸权的代名词。历史的反讽就是如此戏剧性：自由南韩和独裁北韩的统治者，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居然闭口不谈两地之间的根本性制度差异，却不约而同地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
南面的民族主义狂热正好为金正日制造核危机提供了王牌。通过把制度之争转换为民族之争来加强国内的思想操控和抗拒美国的压力，已经成为冷战后的所有独裁者的惯用手段。金正日当然知道，现在的南韩领导人和主流民意，已经把朝鲜民族的和平统一置于南北之间的制度对抗之上，民族利益压倒了一切其他分歧。半岛的统一问题将决定着卢武铉新政府和布殊政府之间的关系。南韩政府的外交主轴是想两头讨好，既害怕跟着美国强硬而得罪了流氓金正日和本土民意，所以对北韩的近于疯狂的挑衅大都采取低调态度，但又不能完全得罪美国，使南韩安全失去保障，所以也要与美国协调并努力寻求妥协方案。故而，金正日才敢在被布殊总统指控为“邪恶国家”之后，不断地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向南韩喊话，才刻意制造核危机，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高调争取南韩的民意认同。
向独裁者讹诈妥协将自取其辱
如此局面的最大受益者，首先是金正日个人，其次是所有好战的独裁者们，已经陷于绝境的萨达姆，不是号召伊拉克人民和全体阿拉伯国家向北韩学习吗！而最大的受害者，首先是苦不堪言的北韩百姓，其次是国际社会的防核扩展的努力与世界和平。金正日如此利用南韩的民族主义，维护极权和反美是真，而推动和平统一是假，因为半岛的和平统一，很可能将意味着金家极权的崩溃。正如萨达姆不断号召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反美一样，绝非为了所有阿拉伯人的福祗，而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绝对权力。难道在独裁制度的破产已成定局的新世纪，把自由制度作为世界未来的主流国际社会，还要以绥靖的笑脸迎合独裁者们的好战而无赖的狰狞吗？难道在恐怖主义和独裁国家不断地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来制造灾难之时，还要让独裁者躲进民族主义避难所内作威作福，继续对内实施暴政和对外进行敲诈、讹诈、威胁吗？
谁向独裁者的无耻讹诈妥协，谁就是威胁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祗的同谋。特别是自由国家向邪恶国家的核讹诈妥协，就更是自取其辱！
（争鸣2003年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