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门时，村支书的脸上笑得一朵花一样，一阵寒暄、几支烟以后，这位村支书的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他从西装口袋里摸出几张看上去像发票一样的纸片，吐了一口烟说：“过年过节的，真不该跟你们说这件事。”我的那些亲戚很多是党员，有的还算是村子里的能人，村支书找他们显然是有事商量。
村支书摊开那些纸片，记者终于看了清楚，除了几张发票，大部分是白条，总共大约有２０来张。其中数额最大的一张白条是９１００元，村支书向我的亲戚解释说，那张是用来买烟的，是２０条中华烟，其中１０条是软盒装的，价值５２００元；另１０条是硬盒装的，价值３９００元。村支书解释说，其它那些发票和白条不是春节办年货花费的，就是春节前请客吃饭的花销，加起来一共有２．８万元左右。
“现在正是村子征地、核定土地赔偿以及拆房补偿的关键时候，上面人的手紧一紧和松一松，差好多钱了，我也是为了村民办事啊，这些打点是必要的，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村支书道出了那２．８万元的用途，他告诉记者，那些钱其实也是村里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款。村支书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在座其他人的赞同，都说：“需要的，需要的。”
至于把这些东西送给谁了，村支书是坚决不说的，他只告诉我们：“能把这些礼送出去也算不错了，许多人想送还没这个门道呢。因为平时关系不错，我还算送得少的，隔壁那个村据说送了５万多元。”同时，他还向记者诉说了礼品置办过程的艰难：“这年头真是的，春节前两天，我想在城里顺手买两条中华烟送人，不料找了整整近一个小时，问了１０家比较正规的烟店，都说缺货。后来，我在一家挂着‘专门回收名烟名酒’的小店那里，才买到了几条正宗的中华烟。”
我的亲戚中，有人是支部委员，有人是村民代表，村支书希望他们作个证，好让这笔开支经得起村级财务审计。临走时，村支书说，到时他会想办法找些正规的发票，冲了白条的账，希望我的亲戚们能够签个字。
回到城里，记者特意跑了几家专门回收烟酒的烟杂店，门口黑板上明码标价的回收价已经和几天前不太一样。以硬盒中华烟为例，大年三十那天，回收价是每条３８０元，而到了年初四，每条只有３６０元。烟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些天生意太好，回收的烟酒太多，所以就降价了。
就在记者发稿前，记者以前采访过的一家企业的厂长给记者打来电话，由于记者知道他兼着他老家村子的村支书，就开玩笑地问他：“春节为村里化了多少钱啊？”他在电话里回答说：“８万元，账从厂子里的财务走了，省些村级财务审计的麻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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