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大2000级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生，小蒋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套具体慎重的打算。 他希望进入投资银行、外资企业或像移动通信那样的大公司做一个高层管理人员。
小蒋对记者说：“我去过一次招聘会，就是在农展馆举办的那场，然而从此决定再也不去了，因为那种地方根本没有机会。”谈起招聘会现场人山人海的盛状，他还心有余悸，“不仅如此，那些参展的单位感觉也没有太多诚意，要求高得不合理，待遇却少得可怜。偶尔有几家好一点的公司，但也只招很少几个人。”面对并不乐观的现状，小蒋依然沉着自信，“我不赞同现在社会和媒体都在宣传的‘先就业再择业’的观点，因为跳槽的成本太高。我清楚自己的实力和目标，也有信心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北大的毕业生宿舍里，记者还采访了公共经济学、环境学、哲学、中文、天文、物理等几个专业的数十名学生。他们有的准备出国，有的接着读博，有的全心找工作，还有的哪一个也不放过，“脚踏三只船”，但“今年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特别严峻”是他们共同的感触。
哲学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他们班大概有50人，除1／3继续读博之外，其余的都一心找工作，但目前一个接收函都没有接到。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也说：“往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签了，起码也有个意向，但今年很多人连意向都没有。”当问及是否是北大学生要求太高时，一位男生脱口而出：“别说对工作要求高，有人要就不错了！”
在一年之初就来评价今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似乎为时过早，但大量悲观的预测性的报道在去年10月就开始接踵而来，认为高校自1999年大幅度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将在2003年毕业，2003年将是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也是就业高压年。
人才市场的三座大山
毋庸置疑，超载的人才市场已然成为2003年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除去正常的人才流动以及其他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群，等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主要有三种类型：往届、应届和春季毕业生。
2001年我国应届毕业生总数大概是115万，2002年是145万，而今年，那批幸运地赶上第一年扩招的“好时候”，现在又疲惫地奔波于各种招聘会和笔试面试的那些人，总数则达到了212万，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接近50%。
此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的规定，2002年的毕业生在离校前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可以延长择业期两年。这群人必将参与今年的就业，从而加重了就业压力。而2002年大学生首次毕业分配时只有70%能够就业。以情况相对较好的北京市为例，2002年北京市的一次就业率为85.3%，相当于8.9万毕业生中可能尚有1.5万人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他们也将加入今年的就业大军。
伴随1999年的扩招，2000年的春天一些学校也迎来他们第一批春季新生。这批人也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他们的求职历程。仅北京市就有大约4000名第一年招收的春季入学新生即将面临毕业分配。
有关专家估计，2003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70%左右，也就是说在2003年将有64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离校时落实不了工作岗位，而到2004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75万。
据北京市人事局2002年向社会发布北京市人才市场供求信息介绍，2002年1月以来，北京市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登记招聘职位需求50.7万个，登记求职人员共150.1万人，职位供求比为2.96比1。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通讯生动地比喻现在的就业形势是“三个萝卜一个坑”。
有人欢喜有人忧
事实上，关于应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在探讨，而且年年都用到“严峻”一词，但每年都以80%以上的一次性就业率收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凤兰老师说：“去年分配刚开始也说不好，但后来也都分出
去了，并且还都不错，所以今年也不好说。”据2002年五月底的报道称，北大到7月份毕业生就业落实率将达90%以上。
另据报道，现在国家已经多创造了950万个就业岗位，212万的应届毕业生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无处可去。
以北京为例，2001年北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有2.7万人，而实际的人才需求量为3.8万人左右，其中还不包括中央单位的用人需求，有将近1万人的缺口要从外地人才中补入。今年据专家估计，也将有1万多人的空缺，从整体上来说，北京市的劳动市场是欠饱和的。所以，在许多毕业生为等录取消息而望眼欲穿的时候，也往往听说有的北大学生一人收到好几个外资公司的接受函。
刚刚签了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央财经大学学生王欢，在经历了艰辛的准备和激烈的竞争获胜之后，疲惫的脸上透出欣慰的笑容，“我们班现在只签了我一个人，不过其他人考虑到今年不乐观的就业形势，都在全力准备考研。”
“就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放大了。”陈基和主任解释说：“大家都预期今年就业形势不好，这种忧患意识会促使学生多投简历，想去不想去的单位都投，而简历越多单位门槛越高，并且要花更多的时间考核，笔试面试的程序也会增多，难度加大，学生感觉很累，等待的时间也延长，压力感加重，于是就投更多的简历，又一轮恶性循环开始。就这样，求职人数增加的效果被放大了。”
谁动了毕业生的奶酪
谈到今年的就业形势，4年前的扩招背景不能不提。4年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1400万人，已接近1998年美国142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规模，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5%，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而这样的发展，四方国家用了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的。
有专家认为这个举措其实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认为高等教育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最有潜力的市场，是扭转当前买方市场，通货紧缩，开拓新的消费领域的有力手段。
从一定角度看，政府已把教育扩招作为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措施之一。
但是，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做过一个有趣的计算，假设平均每个大学生一年交费3000元，400万个在校学生
每年就可以“扩大内需”120亿元。但如果考虑到社会预期因此而发生的变化。全国初中在校生约6000万，若其中四分之一准备考大学，就是1500万；加上高中在校生1200万，一共2700万。如果为上大学做准备，每个家庭每年为每个学生平均增加储蓄500元，加起来就是135亿元。二者相抵，内需反而减少了15亿元。
此外，王通讯指出扩招也满足了广大家长和孩子的愿望。现在的家长都对孩子寄予很高的期望，把钱都投到教育上成为家庭重要的开支，学生也有提高自己受教育程度的愿望，所以扩招是必然的。他还说：“扩招多少有个度的问题，要有个宏观测算，但搞不清是谁在测算，反正人事部没有。”理论上在扩招之前就应该算好了四年之后哪些行业的劳动力会供不应求，哪些行业的劳动力会供过于求，然后依照这个预算结果来调节各专业的招生人数，进而校正自己的课程设置。人才的结构性失衡不应通过总量的盲目增大来解决。
除了“僧多粥少”的尴尬，户口才是就业场上的指挥棒。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扩招外，户口是人们常提到的另一个话题。北大的小蒋在聊到对工作的要求时，他表示最看重的是发展前景，但北京户口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户口的话，就成了“北飘一族”，好像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群，保险也上不了，白在北京呆八年了。
有些毕业生为了户口，不惜放弃高薪工作到北京郊外的小单位或学校，从事一份自己毫无兴趣也没发展前景的工作。
可以佐证的事例是，1997年，北京市为支持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有一条就是应届毕业生进入高科技公司不受进京指标限制，一律给予落户。于是自1996年来，大学毕业生通过各种手段，以高科技公司为跳板，纷纷涌进北京人的行列。而公司或轻松做人情，或收取相当“小费”，于自身并无任何妨碍。当小洞变成大洞，高科技公司成为毕业生留京心照不宣的绿色通道，北京市才恍然，于今年取消了这项规定，并且还多加了几条留京限制。
记者从各校学生的口中获悉，今年对于留京条件的限制比往年都严格。首先班级排名要求更靠前了，对英文水平的要求也高了；其次有过几门功课不及格历史的学生不能给予留京指标；还有违约的同学也丧失了留京资格；甚至从事非本专业工作的毕业生也不给予落户……
这样一来，一个希望留在北京工作的毕业生就失掉了几乎三分之二的选择范围。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新闻专业的小马垂着脑袋说：“我不能进企业，只能进媒体，而北京的媒体都不给解决户口，我只能去新华社那样的机关单位，可你也知道那有多难。”
所幸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考公务员。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今年的公务员考试何以如此火爆，中央和国家机关计划招考公务员5400人，报考比例还竟然高达20比1。北大公共经济学的一位学生说，“我其实不是十分喜欢在政府机关工作，但这是家里的意思，并且可以给我解决最烦人的户口问题。”
解决户口问题还有很多办法，记者在北大BBS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代办户口，正规大学应届毕业，成绩都及格，有英语四级的2.5万元，有问题的也可以办理，2.8万～3.2万元。”据说还有价格更高的，可见北京户口确实价值不菲。
21世纪经济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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