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美国之前，公司老板向我介绍深圳时，对该公司在深圳的发展充满信心。尽管当时中美之间在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等很多方面的分歧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间大肆渲染，大有风雨欲来之势，他却非常肯定地说，深圳已经完全变了（相对于我所认识的中国），而且是向好里变－－“change for good ”。他的一番话，更使我对深圳变化的好奇增加了一层，下决心放假后立即前往这令人神往的世界。
我所去的工厂是美国独资的新企业，厂里的工人绝大多数是从四川、湖北等内地农村来的女工，平均年龄不足２０岁。厂里的职员，从部门经理到文员，全部大学毕业，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平均年龄也只有２４岁，非常年轻，有朝气。尽管这些工程师、经理们如此年轻，很多人都已经换过数个工作了。据说这个厂的情况代表了深圳大多数企业（外资和内资）的情况。工人的月工资在５００到８００元人民币之间，职员的工资差距很大，从文员的不足２０００元／月到部门经理的差不多１００００员／月不等，完全是美国方式，凭“经验、本事”赚钱。而且人员变动非常大，往往一个春节后，少一半人大概永远不会回来了。 “炒鱿鱼”、“炒老板鱿鱼”现象司空见惯。
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特别是这些外资企业，是最彻头彻尾的原始资本主义。大多数工人、职员基本上没有任何福利（除了工厂安排的宿舍），完全没有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才刚刚强制执行。工厂不仅没有“党组织”，连工会都不可能存在，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特别是大多数员工都是靠工厂给办的暂住证得以合法在深圳打工，因此，对他们的“剥削”似乎更容易了点。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工资相对于内地高了好多倍，大家对这样的环境与“剥削”适应得非常好，也认为这就是美国、西欧资本主义的工厂之情况。
●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到了深圳，应该是回到了祖国，希望着对于多年来失去的祖国文化有一种回到了“母亲怀抱”的感觉，可事实却深深地告诉我，我大概已经不属于这里了。举一个例子：卡拉ＯＫ在国内之流行大家都有所闻，人人都能唱几首拿手的歌，轮到我了，我一个都听不懂，更不用说唱了，实在推不掉，请求服务小姐给选一首十年前的歌，小姐看看我，一脸不理解，好奇地问“你这十年跑那里去了？为什么这么家喻户晓的歌都不会唱？”我说你猜猜看，小姐仔细看看我，脸色逐渐认真、严肃和惧怕起来，“你一定是刑满才释放出来的。”
深圳似乎人人都在炒股票，而且都不通过中介人，直接炒，因此人人都懂得股票的三字经。一天早晨上班前，路过摆摊窗前，交一块钱，接过递过来的报纸就走，到车上一看是证券报。第二天有经验了，接过报纸先看看，还是证券报，赶紧要求换，又换来卖报老太太的一脸不理解，年轻人，又戴眼镜，怎么不看证券报呢？
朋友热心带我去听据说是大陆最红歌星（又是家喻户晓的）的音乐会，到了剧场，果然人山人海，黄牛票价炒的很高，照样座无虚席。当介绍演员的名字时，全场似乎人人都为亲耳聆听他的歌而发狂。可他的名字即不是李双江，又不是蒋大为。到现在我又把当时记住的他的名字给忘了。而他的歌，我不但一个词都听不懂，而且无论如何也欣赏不了他的“娘娘腔”。可我四周的同胞听众，却是个个那么激动和全心地欣赏着这一“美好的歌声”，甚至一同引吭高歌。许多少女，甚至中年妇女，为了能为他献上一束鲜花，并获得一个拥抱而激动不已。此时此刻，我已完全明白我起码目前已经不属于这个我曾暗恋着的美丽的“太阳岛”，和我曾深深爱着的“北京天安门”了，更不属于那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的 “新中国”了。
六月，正是美国ＮＢＡ总决赛的时候。我是一个标准蓝球迷。十年来，似乎从未漏看过一场ＮＢＡ总决赛，也曾经在纽约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麦迪逊广场花园）亲眼目睹过纽约对芝加哥的季后决赛。因此，在同工厂员工聊天吹牛时，我改变策略，开始向他们吹起ＮＢＡ的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心想，这回可是我的天下了。即使在这帮人里有ＮＢＡ的球迷，最多知道个乔丹就不错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些从未出过国门的年轻后生们，居然有人不但知道的一点不比我少，而且能将“美梦之一队”甚至“美梦之二队”的每个球员的身高，哪年哪个大学毕业，被转卖过几个队，目前年薪多少，背的滚瓜烂熟，足使我这自称“专业”之球迷显得十分“业余”。
六月，也是欧洲足球总决赛的时候。我除了还能隐隐约约记得西德的“贝肯鲍尔”外，完全甘拜下风。而此时的深圳，除了人人在谈股票外，大概在男同胞间的第二个大题目就是意大利的米兰队进了几个球了吧。
美国在中国的最大成功，大概是好来坞的电影吧！《廊桥遗梦》、《真实的谎言》、《独立日》、《狮子王》等在深圳很轰动，似乎很多人都能准确地叫出演员的名字，曾经演过什么电影，甚至对电影中的那些惊险的特写是如何制作的了如指掌。而我对这些电影，大多数是这次在深圳才第一次看到，更别提演员的来历和这幕后的故事了。
此时的我，真真实实地体会到什么是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却不属于这两个社会的任何一个的文化“边缘人”了。
●深圳人对美国的Stereotype
比我早来深圳几周的几个老美同事，见到我的第一天就告诉我他们学会的一句中国话“给我一个吻”，而且在班上见到女孩子就一定说上这句话，而且也公开评论哪个女孩漂亮。大家对此完全习以为常。
这些老美们，在深圳，永远有数不清的" 女朋友" 在向他们献媚。而我的中国同事们则认为这就是自由，开放的美国人的Norm. 他（她）们想象中的美国，完完全全的开放和自由，特别是“性自由”。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在美的大龄男同胞，听说我去深圳，要我帮他在深圳找对象。每当物色到可能有意的人选，她总会问我：“美国那么开放和自由，你的这个朋友又在美单身一人这么多年，如果没有爱滋病，也一定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吧？”为了给我的这位朋友正名，也为了杀杀老美同事们的“威风”，我利用培训的机会（老美同事们也在场），认真地告诉大家，美国事实上不但在财富的再分配制度上，社会福利制度上比深圳更“社会主义”，而且在这方面的开放和自由要比深圳保守得多。如果这些老美同事们在美国也敢对这里的女同事叫“Give me a kiss（吻我）”，那他们十有八九早晚会被控告成“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此时，我公司英文最好的人也赶紧查字典，想明白Harassment（骚扰）的意思。可见这一定是一个新概念。
●深圳与邓小平
没有邓小平大胆地“摸着石头过河”，就没有深圳今天的繁荣；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谁也不敢说深圳会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因此，深圳人，甚至香港人可能都对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感情。深圳有一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和一幅大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据说是深圳的“尚方宝剑”，每天出入罗湖来深圳工作的数十万香港人，只要看见了这个像和字没换，就象吃了定心丸。
如果每天有十万香港人（按最保守的估计）到深圳工作，每人平均至少花费两百块人民币的话，一年就是至少七十个亿的收入，想不繁荣都难。尽管我去时仍是严打期间，而严打的目标之一是“扫黄”，可是各处的歌厅，啤酒屋和酒店里外的三陪，全陪小姐还是不少，而且有身穿保安服的人在维持控制小姐的数量。据说，如真的“扫黄”的话，就不能有现在的昌（娼）盛，而深圳的繁荣也可能要打折扣了。深圳在这方面大概也要一百年不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