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就餐的群众出现了水肿病、干瘦病，有人因而饿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在这种严峻时刻，为了了解下情，走出困境，和夫人王光美于1961年春来到了宁乡、长沙农村。4月2日也就是刘主席来长沙的第二天，就召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研究下乡的问题。刘主席说：我们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各种小型调查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回家乡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可以达到了解真实情况的目的。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对我不要称职务，可称工作队分队长，具体要求要像过去打游击一样，穿布衣，背背包，自带食物和碗筷，想走就走，想住就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那样群众有什么话都跟你说，给你反映不少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他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带着个小背包，穿着胶鞋，打着雨伞，跋涉在泥泞的乡村小道上。
那么，刘少奇主席为什么要选择天华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地点呢？因为当时天华大队是全省出名的”红旗大队”，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这里的粮食连年增产，“公共食堂”越办越好，社员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中央调查组、省委向刘少奇推荐了这个“红旗大队”，刘少奇也看了中央调查组在天华调查的大部分材料，他认为，在“五风”盛行的时候，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搞得那么好，可以通过这个先进典型了解情况，解剖麻雀。
刘少奇和王光美来天华搞调查，就住在王家塘，那是一幢破旧的小屋，泥墙已大块大块剥落了，房内十分阴暗，关上窗户，里面黑咕隆咚的，把窗户打开嘛，寒风又直往里面灌。两间小房是这样安排的，前面一间摆了一张旧条桌和几张旧高凳，作为会议室；后面一间两条长凳上架两块门板，作为床铺，床铺的旁边放一张小桌和几把靠背椅，这就是刘少奇和夫人的卧室兼办公的地方。
刘少奇到天华后，首先召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当时的大队干部心里都很紧张。开会那天，他们一行来到王家塘，刘主席和王光美早已在门口等候他们，亲切地与大家一一握手，把大家迎进屋里。落座坐定，刘主席给大家各递一根“大前门”的香烟，王光美给各位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瞬间，大家好像是进了亲戚的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
然而这次座谈会的效果并不理想，大队支书彭梅秀带头发言，讲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种种好处，其他干部也随声附和。座谈会之后，刘少奇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决定避开大队干部，请普通农民来参加座谈，当时是春耕的时候，社员们都到地里耕地、插秧了。刘少奇找工作人员一一去替换在地里干活的社员，请了八人到王家塘开座谈会，他们身着破烂衣服，打着赤脚，一到门口，刘少奇和夫人就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一开始刘少奇就说：今天请你们来谈话，耽误你们的工，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今天请你们过来谈一谈话，听听你们的意见，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不辩论，大家都放开讲，总而言之，要把事情搞好，要为人家好。请你们随便讲话，请大家向我讲真话。
刘少奇主席一席诚恳的话语说完，摘下蓝布帽，露出了满头苍苍白发，弯下腰，恭恭敬敬向在座的社员鞠了一个躬。
国家主席的这一鞠躬深深感动了在座的社员，第一个发言的是壮实的彭五大汉，他第一个说出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这句话。他一一数落公共食堂的缺点：我住食堂，自己的屋空在那里，自留地也不能种，以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红薯、芋头、豆子都很多，而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如今做事难得来劲，肚子不饱，无法积极；大个子、小个子做一日工都记十分，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接着彭五大汉的话题，年近50的彭玉鸿又说：看到生产发展不快，许多东西没有了，伤心呀！他说着说着，就哭了。随后，杨运桂老人家，还有小伙子李正球都发了言，他们都说办公共食堂不好。听他们谈到这里，刘主席说：过去食堂办得不好，缺点多，好处少，以后如果要办食堂，是不是可以办好一点，或者缺点少一点，或者没有缺点，有办法没有？彭玉鸿马上作了回答，暂时没有。
其他社员纷纷向刘少奇诉说真相：当时大队搞了一个“营养食堂”，也就是专门收留那些患有水肿病或者快饿死的人，有70多个床位。供应的营养品就是半块豆饼渣、油饼渣或是米糠，能减轻水肿病，身体稍好转一点，就得赶你出去，让出床位给其他社员住进来。但是，有的社员进了“营养食堂”不久，就命归黄泉了，什么“营养食堂”呀，社员们称它为“墓炉屋”。当时天华人民的生活已经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食堂每人每餐平均食粮是16两秤的2.63两，不少社员患了水肿病、干瘦病，妇女不来月经。仅1959年，全大队死去的人数就达48人，而彭梅秀向刘主席汇报说仅死10人……
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所谓“红旗大队”的真实情况。天华的现实震撼着刘少奇主席的心……
1961年4月17日的晚上，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刘少奇主席召集天华大队党总支委员来开会。刘少奇是前天傍晚离开天华到长沙，看望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志的。后来王光美说，刘少奇同志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以后，解散“公共食堂”的态度更加明朗了。17日下午，刘少奇风尘仆仆赶回天华。
刘少奇主席谈到他到长沙的情况，紧接着谈到对“公共食堂”的看法：听了他们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讲散咧。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多数社员愿意散，那怎么办，是不是让它散，横直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办食堂，饭，他们自己得煮。他们坚持要散，如果我们反对，不准，这个事情也维持不下去。由社员决定。是他们的事情嘛，由他们决定嘛。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就办起来了，并不是怎么自愿的，这几年觉得不方便，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勉强留在食堂里没有好处……愿意维持食堂的维持食堂，愿意退出去的退出去，愿意通通散掉的通通散掉。
好像一声惊雷在王家塘炸开了！
历史将记载这一天，中华人民共们国主席为了拯救亿万人民走出“乌托邦”，作出了重大决策。
听到传达刘主席讲话精神的天华社员，高兴地说：上面睡醒了！
就在刘少奇同意社员解散“公共食堂”之后，还发主了一场“彭梅秀大闹王家塘”的风波。天华大队的支书彭梅秀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有的人说她比男同志还厉害，为了保住天华这面红旗，她是吃了木少苦、流了不少汗的。工作积极性没得说。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她跑东家奔西家，好不容易把公共食堂搞起来，好不容易将公共食堂搞成省里的榜样。现在，要将她搞的样板推翻掉，她心里十分难受。开始，她的情绪很低落，后来变得很凶。那天，她急匆匆来到王家塘，工作人员与她很熟，以为她有事找领导，就没有注意她，没想到她走到窗口下，竟“呜呜”地哭起来，边哭边骂：刘胡子，你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抓茬子的。哭骂声惊动了工作人员，大家马上赶过来，她看到人家过来后，就屁股坐在地上，边哭边骂，还用双脚在地上猛蹬。她当时也许想过闹一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她的理智已被冲动的感情所代替了。
最后，在众人规劝之下，她才被人家扶起来，送离王家塘。
彭梅秀这么一闹，省委、市委、县委的领导都感到惭愧不安，大家提出各种不同的处理彭梅秀的方案，刘主席得知后，都加以制止。刘主席在后来几次座谈会中，都提到彭梅秀的问题。经过刘主席的引导，大家统一了认识，觉得彭梅秀虽然有错误，但不能一棍子打死。后来彭梅秀的母亲去世，身在北京的刘少奇还特地请省委书记张平化代向彭母表示哀悼，彭梅秀被刘少奇的宽宏大量和关心体贴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事情被彻底扭曲，不仅刘少奇，就连当年向他反映实情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也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批斗。而曾经辱骂国家主席的彭梅秀却被奉为“反刘英雄”。
（《畅销书摘》）
据（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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