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权大－－学问大
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在学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就表现为政研不分和官学不分。行政职务、权力与学术成果、学术职称、学术声望挂钩。在一个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盛传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而在今日学界，流行的则是“研而优则仕”。如果说，改革前甚至10年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行政领导还有可能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不学无术”之士的括，那么在今天，从资历来说，这些领导人可以说几乎100%是科班出身，学有专长。名片上鲜有不印上教授、博士生导师、什么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XX会长……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群体不乏硕学鸿儒。然而，相当部分的学者职务越高，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精力、乃至兴趣就越少了。多少会议、应酬、甚至评职称、分房子等等庶务会使他们分身乏术，所以有句笑话：“要想废掉某个学人的武功，就让他当官。”所以很多学界名流最重要的成果多是产生于成名之前或成名之初。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学官们的学术影响与职务成反比。事实上，一旦名有了，头衔有了，职务有了，手上的权力资源多了（如评职称、派出国、职务升迁），自然有门生（多为研究生）和自称为门生的年轻后生，学术新秀拿论文、专着的草稿来请“导师”、“先生”指导、提意见，推荐发表、出版。往往是等成果变成了铅字，署名中第一作者往往是提携后进的“某老、某长”，真正的作者反居次位。某些学官学长们保持学术声望的另一妙招是：主持重大课题，主编大型丛书。当然课题负责人、丛书主编非官们长们莫属。因此在学界，确实有整套丛书一字不写的丛书主编，自始至终无暇顾及课题的课题主持人。
当今天的学人哀叹现在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时，殊不知学术与权力挂钩，当官和学者不分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考研热中的高官臣贾多
近几年研究生考试持续升温。原因多多，恕不一一赘述。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金钱和权力的影响同样渗进了这一神圣的科场。一般来说，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计划内的招生还大多能按照规则，保证质量进行。乱就乱在计划外的委托培养生、扩招生、各种名目的研究生班。谁都清楚，学历、文凭在今后社会立足的意义所在：为官的一纸文凭是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阶梯，生意人有顶博士帽让人称作是“儒商”更觉受用。但是，他们或商务繁忙，或政务缠身，要他们脱产几年寒窗苦读根本不可能。于是，经商的拿出三、五万元到一些“只考绩，不考勤”的某某大学研究生院，利用个把月突击学习几门课，修上几个学分，到头来雇个枪手拼凑个论文，博士头衔就拿到了。弄个博士学位真比在北京上个重点中学的费用还要低。或者出个几十万在某研究生院搞个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基金，曲线变相地为自己捐学位。当官的（多为司局长，也有少数的处长、副部长）则多在隶属本部门的高等院校研究生院业余攻读博士学位。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其中计划外的有2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县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京城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
◆博士、硕士学位点、MBA培养点的含金量
国内的大学并没有明确的严格的等级划分。名牌大学之所以知名，除了他们有悠久的校史、雄厚的师资、教学设施齐全，更重要的是毕业生中名人辈出之外，现在还有几项硬指标：是否进入了“211工程”？有无国家级的教学基地、科研重点项目、MBA培养点？博士、硕士学位点有多少？两院（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有几位？争取到了上述指标，绝不仅仅是荣誉而已。可以说，每一项指标、名额后面都可以为本校带来可观的、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如进入了“211工程”，该校就可以得到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拨款。一旦哪个学科被纳入国家重点教学基地，就能得到教育部更多的财政支持和进人指标。有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MBA招生权力，更是可以大发利市。一个重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该院尚未得到MBA招生权前曾对笔者说：“只要有了MBA招生权，那些想附庸风雅的乡镇企业家的银子还不哗哗往往我院流。”圈内人士估计，一个金融博士学位点的含金量大约在两百万元以上。正是因为上述指标、名额有那么多的好处，而手握审批、评议权的部门和人士就成了名校公关游说的对象。公关、游说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请要害部门的领导批条子、打招呼者有之；请本校往届毕业生现官居要职的校友为了母校发展荣誉多做贡献者有之；最常见的是以考察、讲课为名，请手握项目审批、学科评议大权的部门人士，到本校所在城市休养、观光，由省市级领导人出面做说客，大谈该校对本省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一些重要学科连一个博士点都没有，办MBA的资格也不具备，这与我们省市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云云，拜托大家帮助其更上一层楼。据说此招还真灵。
◆学会如何红火：名誉和金钱交换
在民政部注册过的各种学会、社团很多。学会会长、秘书长多由退居二线的官员和该学科的退休名流担任。一般来说，只是个闲职。学会有钱的话，拉上一帮同行，找个风景名胜城市开个研讨会、编辑套丛书什么的。没有钱的学会也就是空招牌一块，什么活动也开展不了。然而近年来，市场机制引入了学会、社团。前年，笔者在外地参加了一次中国某某学会的某届年会，秘书长照例总结上届年会以来的工作和谈本届年会的打算。谈到改选理事会，振振有词的讲，“必须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理事会应该吸收大批企业家”。接下来，开始对与会的厂长经理们派送学会的职位：副会长一伙子，每位入会费五万元；副秘书长一桌子，会费不低于三万元；常务理事一屋子，会费不低于二万元；理事一院子，会费不低于一万元。一次换届，学会筹款以百万元计，这秘书长真可谓是能人。更有趣的是，去年笔者在珠江三角洲出席一个意识形态味道浓烈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白天，在会长某老的主持下，与会者个个慷慨激昂，纷纷批判私有化，捍卫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由于民政部要求学会年检时要交几万元保证金，该学会连这个注册费也交不起，于是晚上的议题就是要与会者献计献策，如何筹措这笔为数并不多的款项。大家个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这时一个民营企业家（也是理事）发言说，出这点钱根本不在话下，但他建议说，把该学会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去掉。我原想，这个建议要遭到会长先生的断然拒绝，不想，老先生竟满口答应，说“为了使学会可以维持，这没什么，要我让出会长都可以，我就当个名誉会长吧！”唉，学会利益竟高于意识形态！
民政部还有规定，学会会长原则上不得超过70岁。但80岁以上的会长不乏其人。他们又不愿意轻易拱手让出会长、秘书长的位置。于是，近两年来，不时听到70岁以下向70岁以上的会长逼宫的消息，甚至出现双方拥戴者武力对峙的场面。
◆黑箱操作：大众疏远评奖
在中国的文教、科研、艺术、体育界，无论从事哪个行当，衡量你是否成功是否名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得没得过国家级的奖项，拿没拿过这个杯那个杯。如电影有政府奖、百花奖、金鸡奖；电视有金鹰奖、飞天奖，电视台主持人还有金话筒奖；戏剧有梅花奖、桃李杯；文学有鲁迅奖、茅盾奖；历史学有郭沫若奖；在新闻界，记者有范长江奖、编辑有韬奋奖；出版界有国家图书奖；体育有飞龙奖、每年一度的十佳运动员评选。至于省市一级仿效攀比中央的各种奖项就更多了。不可否认，众多的奖项对以上各行业学科发展、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绝大多数奖项的评、选组织都是严肃认真的，坚持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公众的参与度也是很高。因此奖项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在前些年评奖的热闹喧嚣后，近年来社会上对某些评奖产生了一种疲劳症，不以为然者有之，诟病者有之，揭黑幕者有之。认为：
1、行政权力介入了评奖。有些奖项名义上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但实际上获奖者和获奖作品是主管部门领导人钦定。主管部门为了搞平衡，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还美其名曰：评奖也要考虑行业和地区的平衡发展，要扶助中、西部文化事业发展，故有人讥讽评奖成了扶贫手段，失去权威性。
2、孔方兄进了评委会。某些奖项为了提高权威性，引起公众的关注，设立了高额的奖金，但自身又资金短拙。不得己要拉企业、商界人士协办，乃至进入评委会。有些商界人士就不仅仅是出钱赞助而已，事实上对谁能获奖、获几等奖颇有发言权。媒体没有少披露这方面的内幕新闻。如此奖项，缺乏公正性。
3、公众参与度趋冷。曾几何时，电影百花奖评委会每年收到的选票有数百万张，可好景不再，现在每次评奖能有十几万张就不错。其他艺术类奖项也有类似的情况。公众参与度低，奖项代表性就差。更有甚者，为了多得选票，有些个人和单位干脆自己印制选票，散发给亲朋好友。
4、进京游说评委会。每当各种全国性奖项评选之前，各方神仙带上自己的作品纷纷“进京赶考”，邀请评委会成员参加各种形式的作品座谈会、研讨会，大造舆论。其实，切磋学术的功能淡出，争取评委左右媒体的意图凸显。
当某些评奖的黑幕被频频曝光，大众疏远奖项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人相轻：不仅仅是书生意气用事
中国的文化人争强好胜，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陋习，如果仅仅只是一、两个人之间，某几个人之间互不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