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我想跟爸爸说话，他还健在吗？”
“爸爸活着，可是他聋了，听不见，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为什么聋了？”
“人老了，一点也听不见，他住在我这里。”
脑海里又浮现了悲惨的片段，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敌伪时代留在北京赋闲在家里，不肯为敌伪作事；解放后在家里安享晚年。文革风暴来临，历史是抹不掉的，不管有无罪恶，一律是“反革命”。父亲喜欢的古玩、字画，破四旧时遭一扫而光。挂牌游街，最后红卫兵逼他喝下“DDV”。当我到家时，他已被打得皮开肉绽昏倒在地，伤口上还被撒了盐和烟灰。我忍着悲愤，借了手推车，把爹推到部队医院。医生先问：“什么成份？”
我说：“成份不好，请您本着人道精神救救他吧！”灌肠后，我又把他推回家中，从此，他再也不能发声，耳朵也聋了。
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好心的工友偷偷的对我说：“你父亲还在屋里呀？今天红卫兵在先农坛开会，学校里走得没人了，你还不赶快把你父亲送走。”感谢他的提醒，我赶紧把父亲送到两千里外的老家。这些事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弟弟。
电话里我和大弟相对哭泣。
“二姐，你有几个孩子？他们在上学吗？”
“我的儿子六六年大学毕业，分到大山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劳动。女儿六六年初中毕业，到黑龙江参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学本领。”
“好哇，到农村去学本领，太好了，不会再象咱们小时侯，韭菜麦苗分不清，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大弟还真开明，终于给电话监听得人一点安慰。
他又问了许多亲戚的近况，我还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一一回答，因为我知道说多了对自己无益。
最后，“二姐，我要给你寄钱去，我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做事，已经作了十几年，我会寄钱给你。”
这下子可把我给吓坏了，接受美国的寄款，岂不成了特务经费？恐惧心理使我说话也语无伦次。“不要，不要，千万别寄钱，我生活很好，不愁吃，不愁穿。真的用不着寄钱。”
我每月78元工资，六口之家，勉强维持，比起当时常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满足了。
45分钟的电话挂断了，我带着喜悦而又沉重的心情，来到驻军办公室找军代表汇报。“老杨，我接到弟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的社会关系又转到美国了。”
“好哇！你可以给他们写信，谈谈你的幸福生活，别谈政治。”我感谢他的“宽大”，可是我心里还是揣着一块石头。
中美建交了，改革开方之后，使我有机会于八十年代两次赴香港与哥哥弟弟们团聚。又使我在九十年代两次赴美探亲。在国外我游历了许多地方，使我大开眼界现在我已到了当年娘的那个年龄，比起二老，我的老年是幸福的。每年我都会到二千里以外的老家，去探望二老。但往事怎堪回首？
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