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庆雷，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
医生的职业，是超乎党派、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没有神经正常的人会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医生受到“斗争”和迫害。王中方医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医生1941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由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福建开诊所当医生。1950年代，私人医院被取消，他成为福建医学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每月工资240元。
王中方作为教授和医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攻击。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在全国开始疯狂的“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当时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而且使用刑讯逼供。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招供出来一个2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王中方的哥哥住在美国，他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 “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作不到。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 1968年7月，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接着，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一个。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当“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王中方被关押。这就是当时人们俗称的“关牛棚”。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1968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一般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建立这“牛棚”本身是一种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1968年被关到了1969年。九个月过去了。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1969年4月29日，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他的妻子要求看尸体，但是不准许她看她丈夫的尸体。她问是以什么方式自杀的，他们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尸体立刻被焚化了。
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说，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但是，当时王中方被当作“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是不开放的，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胡耀邦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但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在福建医学院，仅仅为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六名医生的死亡。这六为医生分属内科、外科和脑神经科。这些医生选择救死扶伤为职业，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成为合格的医生。在缺乏训练良好的医生的中国，他们更显得宝贵。但是他们就被这“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残酷地整死了。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没有像哥哥那样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关押了好几年，1974年才被“解放”（这是文革时代当局使用的说法。这个说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先监禁压迫人，然后恩赐一个“解放”。但是当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说法。后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文革后的官方报纸继续宣传要“感谢党”来给人“平反”，却不问最早是谁造成了灾难。）王岳也不是被关在正式监狱中，是单位里的“土专政”。他的罪名也是“里通外国”。他的“里通外国”也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当时无人能质疑，现在也没有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里通外国”案件作出解释和分析。
王岳在1943年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链霉素的发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中国。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乌克兰，在1916年成为美国公民。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的RUTGERS大学教授，经过十年的努力，发明了链霉素。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发明之后发展出来的第一个抗菌素。链霉素对于治疗肺结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链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还发明了别的抗菌素，对治疗人类疾病有伟大贡献。由于WAKSMAN教授的成就，他在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链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王岳回国后也从事抗菌素的研制。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研制“庆大霉素”的时候，王岳曾经写信给他的导师求教。据说他写信还预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国人通信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实际并不享受这样的自由。WOKSMAN教授给往日的学生回信，和他讨论抗菌素的研制，并且提供了资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争”。王岳和WAKSMAN教授的通信，成为他“里通外国”的罪证。
王岳的罪证是由他的“专案组”罗织的。但是“里通外国”成为文革的重要打击目标，是由文革领导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条”的，第一条就与此有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
这个文件编码是“中发[67]19号”。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文革运动，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为犯有“里通外国罪”受到迫害，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公安六条”第一条的作用。
现在，我们会无论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逻辑：王岳和他的美国导师通信讨论制造抗菌素，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罪”。难道他们把“里通外国罪”定义为“和外国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导师通信这件事情上，第一，这是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和政治无关。第二，这绝对不可能和“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有关，因为讨论的双方，王岳和他的教授WAKSMAN，后者比他对抗菌素懂得多，美国的医药业也远比中国发达，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王岳可能从WAKSMAN教授得到资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为结果，王岳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对这样的贡献，应该大力奖励赞美才是。但是在中国，在文革中，王岳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
这是疯狂残酷的举动，然而，不能仅仅归因于福建某些人的愚昧和虐待狂。因为这是文革的大方向决定的。
这不仅是发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实际上，从文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所谓“里通外国”的疯狂侦探和处罚，是为了把中国人和世界绝对隔绝开来，是为了愚弄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别的社会制度和别的生活方式，不让人民知道在别处有比较好的生活。对于外国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处的东西，比如电视等家用电器和先进的药物，中国当局没有兴趣学习引进。他们打击现代医学，“斗争”医生，把医院从北京赶走，用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义。在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里，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仅仅受过非常少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和世界的先进医疗技术无关。文革当局告诉人民，针灸和草药就能治病。回到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却清楚作出来的主张。迫害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在这个网页上，关于医生，已经有了上海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陆瘦燕医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的王炳尧医生的故事；有北京陆军医院的刘浩医生的故事；有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协和医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有的是笔者和朋友了解到的，有的是网页的读者提供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里，描写了医生华陀，他在民间行医，受到尊敬。当关云长中了毒箭，他给关云长刮骨疗创，治愈了关云长的手臂。这一小说里的著名片断塑造了能忍耐疼痛的将军关云长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华陀两个英雄。后来，华陀被残酷多疑的曹操请去治疗曹操的头痛病。曹操疑心华陀的治疗方法是要谋害他，下令杀死了华陀。曹操的残酷在于，如果他怀疑华陀的医疗方法，他可以不接受华陀的治疗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把给千万人治病的受人尊敬的医生杀死。杀死华陀是一种罪恶。所以在小说里曹操被当作一个多疑和残忍的反面典型。《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故事也许并非确凿的真事，但是，从中传达的道德判断是非常清楚的。
文革杀害的，不是一个两个医生。据笔者的调查，在每一个医院，都有医生被“斗争”和“隔离”，相当数量的医生被整死。但是文革在这方面的罪恶，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和记述。
王岳活了下来。1985年，他访问了美国。他见到了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能再见到他的导师。WAKSMAN教授已经在1968年去世，享年80岁。他去世的时候，王岳正被关在“牛棚”里，不但不能为导师之死哀悼，反而正在为他们的通信而惨遭虐待。
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经使用过抗菌素治疗疾病。在抗菌素后面发生过的这些故事，跟健康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值得被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疗的，需要别的有效的疗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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