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赤字继续提高，达3198亿人民币；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该预算赤字比去年的3098亿人民币仅增长3.2%，而去年比前年的数字是猛增25%。相比之下，今年预算赤字增幅大减。国防开支在连续多年保持双位数增长后，今年继续增加，达1853亿人民币。但增幅比前两年减低近一半，为9.6%。同时盛传，可能发生“第三次大裁军”。国债方面，今年发行债券1400亿人民币，比过去5年平均发行的1500亿略少。归结起来：表面上看，财政预算赤字、军费开支、和国债发行都还在增长，但增幅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是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发出的一个讯号，即，连续推行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出现变数；朱镕基下台之后，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转向。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政府扩大投资来强行拉动国民经济。这本是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骤起、中国经济受到连累之后，朱镕基政府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殊料，短期应急措施，却被演变成长期国策。转眼五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竟对这一政策形成依赖性而渐渐固定下来。
于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正是这一政策，保持了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另一些人则指出，恰恰是这一政策，不断恶化了国家赤字和债务，而对宏观经济于事无补。
后一种说法，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众所周知，在过去五年或者十年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关键因素，并非政府投资，而是大幅增长的外资和外贸。朝里看，内需不足，物价下滑，生产停滞，失业加剧等现象，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从未得到扭转。这说明，由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提议尽快“淡出”这一政策。但反对者则疑问：如果淡出，国民经济增长靠什么去拉动？批评者又反问：是否需要保持人为的增长？
实际上，批评者和反对者都在暗示，导致这一政策的固定化和长期化，关键是体制问题。但具体而言，究竟是体制中的哪一部分问题，又不好明言。因为，表面上是经济体制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问题；表面上是经济目标，实际上是政治目标。“保七”、“保八”，都是政治目标。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政权稳定)，需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数据(表面数据)，进而保持稳定的繁荣(表面繁荣)。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带来名副其实的增长，反而积累危险的赤字和债务，“淡出”，就是必然的选择。对胡锦涛、温家宝新班子来说，可谓两难，明知道这一政策需要扬弃，但又不愿意背经济增长下滑的名。明知道需要另起炉灶，却又不敢违背“萧规曹随”。于是，一个微妙的变化和谨慎的结果便初露端倪：既有修改，又有坚持。
雷厉风行的朱镕基下台，无疑是当代中共政坛最后一位强人谢幕。后起的第四代，多属弱势领导人。其路线，极可能更低调，更平实，更亲民。更多平稳，较少创意。更多理智，较少情绪。更多法治，较少人治。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新领导层过于谨慎，可能平庸化；过于理智，可能缺少感性；如果不能审时度势，果断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走出自己的路，可能重演明末崇祯皇帝的历史悲剧。崇祯皇帝的悲剧在于：以为自己一片好心，一腔赤诚，一心为公，“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知大厦之将倾，不知王朝之将覆。结果，因不能把握时机，锐意改革，反而导致政毁人亡，国家崩溃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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