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这种言论开放的征兆，似乎预示着政治改革的启动，也为“胡温新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证据。我也就此写过《李锐公开论证：民间压力的象征》一文。在此文中，对李锐老人的“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的乐观展望，我宁可抱着保留态度：“然而，谁也不敢断定，李锐老人的善意期待，能否在未来变成高层决策的现实。在中国，信号带来的希望，常常仅止于信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次失望。因为，中共承诺的无信誉是制度性的，特别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在达到最初的巩固权力的作用之后，大都是渐燃渐息，最后变成死灰，沦为对民意的玩弄和亵渎。”此文写于3月2日，没想到，仅仅过了十天，发表“李锐独家专访”的《21世纪环球报道》就被勒令停刊。据路透社的报道：
第一， 该报被停刊，主要因为发表了对“团派”和朝核危机的评论。前者触及了中国政治的最大禁忌──高层的派系分布及其权争──自然会引起高层派系的紧张：在对江泽民留任军头普遍不满的情况下，“江派”肯定不喜欢媒体公开挺胡，就更忌讳力挺“团派”的公开舆论，因为这等于对“江派”的变相贬低。而“胡派”，尽管喜欢媒体的支持，但决不能做得太扎眼，在中国政治中，锋芒毕露的结果常常是不得善终。胡锦涛之所以能够在十六大崛起，很重要的策略是“韬光养晦”。所以，在 “江派”势力仍然强大之时，刚坐进党魁交椅的胡锦涛及亲信，也不希望咄咄逼人，造成政治对手的紧张。
第二， 真是很反讽，在胡温体制及其新政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也在频频传出新常委有关新闻改革的讲话之时，一份力挺“胡温体制”并以实际业绩来见证新闻改革之征兆的报纸，却在两会还没有结束时就被封杀。而3月14日的新华社还发出这样的两会新闻“代表们谈新闻监督：让‘假丑恶’在阳光下现行”。那么，对于封杀报刊的丑恶行为，正在高谈阔论的代表们就不能让它在“阳光下现行”。
也许，下此狠手的并非“胡派”，或是“胡派”在“江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挥泪斩马谡”的无奈之举。然而，无论封杀该报的权争背景多么复杂，皆改变不了这一封杀的邪恶性质：从“胡温新政”的角度讲，是制度性的食言；从普世道义的角度讲，是对新闻自由的野蛮扼杀。
前不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此次封杀也许，下此狠手的并非“胡派”，或是“胡派”在“江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挥泪斩马谡”的无奈之举。然而，无论封杀该报的权争背景多么复杂，皆改变不了这一封杀的邪恶性质：从“胡温新政”的角度讲，是制度性的食言；从普世道义的角度讲，是对新闻自由的野蛮扼杀。无疑又为这一可耻的记录平添了新的例证。
第二，该报对于被停刊早有思想准备，因为该报同属于南方报业集团，其主管人员来自被数次整肃的《南方周末》，对于中共的言论管制深有体会，大都练就了“顶风上”的勇气和“阳奉阴违”的功夫。也许，有人会指责说：该报太不讲策略，不知到适可而止，与其说是新闻良知的表现，不如说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卤莽。而我认为，这样的指责，听起来很有点苦口婆心，但无论从媒体的职业道义的角度，还是从媒体的生存策略的角度，这类指责，不仅是在道义上亵渎了新闻媒体的职业精神，也是对国人追求新闻自由的渐进努力的不尊重。
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媒体在90年代的逐步开放，与媒体从业者们的职业良知密不可分──那种不怕失败和不甘失败的职业精神，那种一厘米一厘米地扩展言论空间的执着──正是中国新闻自由事业的最大财富。特别是广东报刊的一系列尝试，对于测试官方的管制底线和拓展民间的言论空间，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也因此而屡次被官方整肃，并付出过个人代价，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止步，而是尽力与管制相周旋。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21世纪经济报道》和《21世纪环球报道》的问世，形成以三报一刊为主的广东纸媒体群，这一媒体群在全国传媒行业，起到了引领言论开放的先锋作用。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理应得到强有力的民间支持；因这种执着而付出被整肃的代价，更应该得到民间的由衷尊重。只有媒体从业者坚持这样的执着，也只有民间对这种执着的全力支持和由衷尊重，才是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事业的真正动力。因为，凡是在独裁制度下争取言论自由的事业，其最终成功皆是由民间的执着追求及其代价的累积而成。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独裁制度下就更不会有免费的自由。
在《21世纪环球报道》遭遇独裁黑手的扼杀之时，该报的三位年轻记者还远在伊拉克进行采访，这对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真不知道他们能否还会在全球注目的伊拉克呆下去，直到那里已经不再是新闻热点。
仅以此文，向该报同仁致敬！也向中共的封杀表示强烈抗议。
2003年3月15日凌晨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 http://www.observechin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