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代替而不是代表公民“选举”）当然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连国际社会也都对中国这种政治游戏习以为常。然而这种对政治演出的普遍习惯却包含一种深刻的悲哀：羞耻感的丧失意味着这种演出不是免费的，中国甚至世界都不同程度地付出了“道德成本”。
当然，这种每年一次的政治演出最直观的问题是经济成本。人们普遍批判毛时代的个人独断，乃至党代会和人代会几被废止，但现在我们看看，人们从毛以后中国恢复了的“代议制”演出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首先，民主权利仍然形同虚设，其次，每年为“两会”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再次，这种粉饰性的“代议制”使舆论渐渐丧失了权利敏感。我当然不是 说毛时代的个人威权是好的，但显然，人们往往因为对毛的批判而忽视了新时代“民主”政治演出的社会成本。
这个问题在道理上是很简单的。既然经过半个月之久的劳民伤财的神仙会，而其“选举结果”完全是对“内部代议”名单的赞同，那么这样的“代表大会”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没有任何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质疑和修正而仅仅是表示“深受鼓舞”之类，那么上述这些谄媚的表演完全可以以更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
总有学者对改革“人代会”津津乐道，这种“民间议政”不过是对80年代改革派幕僚身份的某种怀恋。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是，缺乏言论自由和民间自治的基础，任何关于“代议制”改革的方案唯一的结果是导致政治演出经济成本的无限增加以及政治道德上的犬儒和伪善。一位美国的宪法学者曾说过，某些专制国家虚伪的人权政策总比赤裸裸的无视人权要好－－“虚伪是邪恶对正义表示的尊重”（L-亨金《权利的时代》）。我想这句话大体是不错的，但他可能忘记了，“虚伪”不是免费的，是有成本的。恰恰是在威权国家，由于封锁了民间监督的道路，同时由于政治传统上对庆典仪式的需要和迷恋，它更可能也更需要为虚伪的政治演出大肆铺张。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这种铺张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抢劫。我们知道，税收和国债是取之于民的，但有什么理由让百姓为两会这种政治演出买单呢？在这种意义上，政治虚伪就不再仅仅是“邪恶对正义表示的尊重”，而同时也是“邪恶对正义表示的蔑视”－－人们丧失了政治权利的同时，经济权利同时被肆无忌惮地侵犯。
因此，以“两会”制度改革作为民间与官方对话的中间话题是可疑的。在同等条件下，也许“宪政问题”更值得探讨。然而“宪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猜测“胡锦涛新政”中的某些对话暗示，而在于在观念上进一步告别“改革”，回归个体权利。从个体权利本位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完全可以对“两会”制度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包括率先提出“两会”必须公布经济开支明细报告等要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民间”不能再迷恋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而是真正从权利个案重建政治思想的起点。
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
（原载《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