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的。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它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2,000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
到2001年度，中国国有企业3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1999年的900亿达到2,330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10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着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2,400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1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虽然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针已经达到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
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信道，人为地限制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它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
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
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
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它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
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1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6.6%。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