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问，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会成为危机的输出国吗？回答是，是的，中国已经具备发生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所有要件。
诚如前述，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与此相对应，其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当长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长期的衰退或增长型衰退，注意，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我们大概很难看到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颇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也同样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要比日本脆弱得多。这种脆弱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长期压抑和积累而显得分外突出。
如果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增长，开始流失，那么，经济增长与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现难以逆转的负反馈：政府越是没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处于转轨中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着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贪婪撕裂。
那么，中国会发生危机吗？简单的答案是：是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实却一再否定了这些先知般的预言。难道，所有这些预测都错了，而仅仅是某些“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吗？
不，所有这些预测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在那里，甚至比从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样，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国，GDP就是这个“水”。只要“水”涨的跟水下的石头一样快，石头就不会冒出来。但现在，“水”的涨势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头却开始疯长。
所以，中国的危机恐怕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危机将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并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引发危机的一些重要线索正在逐渐清晰。
（一）金融危机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处于破产状态。无休止的坏帐和普遍的腐败已经将银行可怜的资本金吞噬一空。
但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在受到奖励。人们仍然在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巨大的黑洞，而这（新增存款），正是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够苟延残喘的唯一法宝。这种现象让许多人迷惑不解。
虽然许多人有意无意将此归功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真相。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在一个受到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资本外逃。
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资本外逃的数字甚至超过了资本流入。所以，对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只能是：人们并非太信赖政府，而是太依赖政府。
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没有任何其它存放财富的途径。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外资银行的介入将会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致命一击。这些势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很有可能断掉中国银行业赖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
在事关自己财富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时看上去非常愚钝的中国储蓄者。他们将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学会选择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储蓄办法。对于这种结局，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银行业务的无知，大概很不现实。
根据现有的入世时间表，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预计，在3到5年时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将会出现挤兑中国国有银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金融恐慌症一旦出现，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势如卷席。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灾难，更是政府信用的灾难。人们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体制正在越来越随意地挥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们推测，银行的破产将可能是压垮政府信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无力也没有足够信用对这些国有银行进行重整的情况下，外资银行部分接替中国政府的角色来进行这项工作将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选择之一。
由于外汇的严格管制，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导源于内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现在就可以印证这些趋势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案已经时有所闻。
（二）城市下层阶级的大规模骚乱导致的流血事件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国改革这一阶段主要的受损者，所以这种抗议事件多数分散地发生在这些政治边缘地带。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受损者的增多，这种抗议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
最近大庆油田以及辽阳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与90年代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不同的是，最新发生的这些抗议事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点，从最近发生在东北辽阳的大规模示威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看到，这次示威是七个国营企业的职工联合举行的，很显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组织和工会领袖在领导。而大庆油田所举行的工人示威则突出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受损者，已经波及到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所要极力依靠的对象。
改革危及这批人，不仅表明中国政府保护能力的减弱，也同时表明中国的社会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跨行业，跨城市、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工人运动可能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景观。就象90年代末期的功现象所表现出的耐力一样，这些新型的工人运动将不大可能满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规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它们就可能与其它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出系统和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到目前为止，大庆和辽阳的工潮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镇压，这次工人运动所显示出的生命力相当罕见。由于这些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基地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将采取小心翼翼但却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谓将“不稳定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百密一疏，如果这种大型抗议发生得过于频繁，就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局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挤满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层，受到现体制与城市人口的双重歧视，对现状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将特别容易将工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引向大规模的城市骚乱。
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当今中国最令人生厌的腐败，集中了当今中国刺眼的贫富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集中了当今中国猛烈的骚乱能量。当这些平时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的沉默人口突然拥挤在街头时，那些在人数上远远被夸大了的中产阶级就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批人。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上升。在许多地方，警察查验身份证件的频率已经达到了相当反常的程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涨。而发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事件，似乎就是那类具有预示“灾难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这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了某种幽灵的迫近。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三）由农业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及其连锁反应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可观的外汇贮备，宣扬人民币汇率的稳固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以他们从来就不精确的专业知识在论证这一点。但汇率决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外汇储备，甚至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理会外汇储备的多寡而变动，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贬值，就是在其外汇储备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币不贬值的充分理由。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对大多数行业来说，影响只是多或少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生或死的问题。
对此，中国总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实际的情况可能比朱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已经从1998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这相当于中国全年的总产量。而由于人民币的长期高估，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使本来已经十分疲软的农产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国农民最新困境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正在为这种黑暗未来拉开序幕。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改革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即便进一步的打击不至于引起他们大规模的反叛，也肯定会深深刺痛中国社会的神经。虽然农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农民－－大面积流离失所的农民，将成为执政者在危机关头最优先的考量。
从短期看，舒缓中国农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经济手段，就是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直至中国农民的情况达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国的农业专家估计，人民币兑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够在短期内基本缓和中国农业的困难。如果中国农民的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币的贬值恐怕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案。
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人民币贬值同时会带来一系列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资本外逃和短期资本流入的剧减。这一增一减，将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影响的数字。
凡是了解中国沿海省份情况的人，就该了解中国经济对外国投资已经形成的高度依赖。没有外资的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就有可能紧急刹车。而资本流出，经济放缓将反过来来强化已经形成的趋势，导致恶性循环。而最糟糕的结果是，就象通货膨胀一样，贬值一旦开始，贬值的幅度就很难加以控制。难以控制的贬值对政府信用的打击将同样难以控制。
在中国，国民对政府信用某种犬儒主义式的依赖，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宁愿顶住中国农民沸腾的民怨，却坚守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可以预计的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农民已经无法进一步被牺牲。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
所以，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领导人将被迫在增长速度与农民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在这里，似乎没有太平衡的路线。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在弱者的生存与强者的发展之间，必须选择前者。但这肯定会遭致一系列不测的连锁反应。
（四）中共高层的分裂和重组高强度的外部压力既可能使一个集团更加团结，也可能使之崩裂。
未来几年，假如中国经济没有奇迹般的好转，中国社会将进入近20年来最危机四伏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竞争，本身就可能是危机的一部分并成为引发进一步危机的原因。进而言之，在未来几年，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激烈的利益诉求，也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性。
在经过了1989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共内部的稳定，许多人干脆就将中共看成一个与中国社会一样的超稳定结构。但时势异也，经过十几年的演进，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这必然反映到中共党内的政治竞争中来。如果说中国十几年前的那场运动仅仅反应了某些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因而也将这种特点反映到党内的话，那么，今日中共内部的竞争已经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础。
对游戏的参与者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政治竞争不仅关乎未来可能的利益，更关乎巨大的既得利益。从逻辑上推断，只要中共高层还没有完全被权贵资本所控制，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间日益高涨的愤怒所激活。党内反制权贵资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动将冲突延伸到民间，并寻找同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平衡和团结正在受到外部社会压力的考验。
就在不久前的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就在湖南代表团私下抱怨，对人大做的报告只有两句话是他自己的。这足以说明，这位曾经有着极高权威的总理已经受到了党内同事的巨大压力。而从中国证券市场去年的各种政策摇摆中，人们更可以感受到权贵资本咄咄逼人的操纵力量。面对与13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共党内陈旧的政治竞争原则大概难以继续发挥作用。
所以，在“16大”前后的一段时期，摆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两种：要么修改党的政治竞争原则，扩大党内的政治参与，以求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要么出现强势领袖，用强力彻底消灭党内的竞争。无论那一种可能，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随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具有强势色彩的领袖的淡出，中国共产党现存的竞争和协商原则的效率将越来越低，其适用性将日益受到游戏参与者的怀疑和挑战。如此，中国共产党内的实质性变化将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关注的的是，这个过程可控性相当差，弄得不好就会引起政治参与的爆炸。因为，中国被压缩了十几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足够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全能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强大。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容易发生局部和行业危机的基本原因，虽然那些行业或局部看上去是那么的危险。
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动资源，拆东墙补西墙，将这种风险分散和转嫁到财政系统、银行系统甚至资本市场，而不至于让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垮掉。但这就好比垒堤坝，局部的风险虽然暂时解除，但随着堤坝的不断升高，整体的风险却在不断增加。一旦发生问题，将意味着整体的崩溃。这个整体，不仅包括经济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除了刚性的权力链条之外，中国不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个既缺乏经济认同，也缺乏政治认同，更缺乏文化认同（在中国，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势利的表演）的共同体，甚至连民族国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被一种自以为有利可图的短暂和投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随时都准备也可以撤出这种毫无保障的临时契约。
如果在未来几年，我们上面所罗列的、远不完备的危机事件中的一个被触发，危机与危机之间就可能相互强化，进而引爆一场整体性危机。假设事情果真是这样，中国的预后将很不乐观。因为，寻找认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将非常漫长。
当然，这也视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程度。但以下重大发展将是高概率事件。
（一）城市的军事或半军事管制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对派的激烈抗争，将使军事或半军事管制成为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现新的军事强人的话。中国现任的军事领导人江泽民最近在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已经充分暗示了这种可能的发展。他明确指示解放军，“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努力做好各项军事斗争准备，积极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并将“城市的反恐怖斗争纳入到军队任务中来”。
在我们的记忆中，明确将地方稳定纳入军队职责，应该还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事态发展，这等于宣布，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期。至于这句话里对政治反对派的威慑含义，相信大家也能强烈的感受到。但我们依然怀疑，社会问题如此严重的国家，军事或半军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维持的时间会有多长？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险一试。
（二）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被现体制所赎买。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中国现体制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赎买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
事实上，中国民间仍然活跃着大量的精英分子，却越来越受到现行分赃体制的挤压。他们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但却更懂得用民间听得懂的声音说话。那些不断加入失业大军的年轻学生将可能充实这个队伍。这让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国的同样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怀疑政治反对派没有精英力量的供给。
一种必然要发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会找到他们杰出的领袖人物，找到他们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出现公开反对党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恐怕只需要一个根本就不起眼的时机。现在的中国，还有许多人在讨论政治动员会不会危及中国改革的问题。他们睿智，平和，深思熟虑。但是，目下中国的现实却是，政治动员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治动员放在一个和平和法治的轨道上来的问题。何况，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随着几个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对党，虽然在经济表现上不会那么出色，但可能比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要少一点暴戾之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能。
我们必须问，我们有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在中国，我们实在是很幸运的一代。突如其来的物质满足几乎超过了所有的想象，它甚至弥补了我们在“89年”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创伤。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天。我们生活在“历史终结”的时代，我们完全丧失了历史的触觉。但事情真的会是这样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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