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远不只李先生一人.这几年,随着全国和各级"人大"的地位渐渐高抬,人大代表的素质问题也就相应地浮上水面,论者莫不对人大代表的素质普遍不高表示忧虑,不放心把国政交给一些不称职的人掌握.我注意到,在提及提高代表素质的问题时,人们往往泛泛而谈,人大代表的素质有哪些内涵,要达到什幺样一个标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定义.因此,素质问题常常被人片面地理解为受教育程度等可找到依据的内容.李锐先生在谈到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时,虽然没有展开讲,但在目前的语境下,没有明确指出的素质要想不与"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联系起来是很难的.然而,在当前,把人大代表与"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扯到一起,却具有加剧政体进一步寡头化的危险性.
寡头政体在我国历史上缺乏传统,因此人们对它缺乏认知.也因此,要说明这种政体,还是必须远溯到亚里士多德那儿.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定义寡头政体的,"凡以自由人执掌政权者为平民政体,而富人执掌政权者为寡头政体"(<政治学>1290b1--20,下同),"凡以人体高度----或以容貌美丽为任官标准,都将成为寡头政体,因为体格特高或容貌极美的人在一国之内为数一定不多",综合亚氏的阐释,可以这样来理解:"寡头政体"是少数具有特质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由于在当代中国,知识,特别是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是稀缺资源,强调人大代表必须具备相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其客观效果便是将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们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剥夺了他们理当拥有的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使得社会公权始终为少数兼有知识和政治双重精英身份的人们所掌控.从北京握有国家政权的人们具有富裕,少数,高学历和擅搞权术等特征的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政体不是什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民主政体,而是正宗的寡头政体.握有立法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中没有底层民众的身影,便是这种观念长期主宰我国政治生活的表现.这种状况的弊端已经有目共睹:恶法层出不穷,人权失去保障,政权失去监督,高层需索无度,底层苦不堪言,财富越来越往占少数的精英集团聚集,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陷入分裂和崩溃的边缘.
泛泛而论"提高代表素质"的危险性在于,它用一个伪问题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当前人大代表的素质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当选代表不合格,而是不合格的人能够顺利"当选".高素质的代表只能产生于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在这种选举中,通过"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合格的自然淘汰出局.离开公正选举而要求提高代表素质,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选举则只能选出御用工具和帮闲.易而言之,在代表不能靠竞选产生而靠上边指令产生的前提下,奢谈提高代表素质,毫无意义.
（原载《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