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朝鲜日报特派记者李光会于四月5日至6日在广东采访时发现“有关部门的发布内容已失去了老百姓的信赖。当地医疗队伍异口同声地称：‘死亡人数最少也在100人以上。’广州某医院副院长也说：‘到2月为止，死亡人数已超过了100人’”。
路透社4月8日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Beijing University No. 1 Hospital）的医生说“北京不可能只有19个SARS病例。我们的传染病房全住满了”。医生们还透露说，北京协和医院至少有4个确诊的病例，而解放军306医院有两个。参与治疗的医护人员都已经被隔离了。
同日，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北京解放军302医院江严永（Jiang Yanyong）大夫的署名声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医生批评了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掩盖行为，并指出：“所有4月3日收看了张文康发表上述声明的医院大夫和护士们都非常愤怒。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夫，我有责任帮助国际社会和中国防止SARS的扩散”。
把医生们也逼急了，这对北京政权意味着什么，当局认真想过吗？众所周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人心向背是至关重要的。在已知真相难以掩藏的情况下还要硬挺，继续掩盖疫情欺骗人民，不知中国当局是否认真评价过其严重后果？
第一、失信的后果已经形成。信息封锁政策不是没有风险的，这风险就是在一旦封锁不住时将对当局的公信力造成更加沉重深远的冲击。
这次事件的过程牵动面比较大，广东等省抢购白醋等风潮早已吸引了大量中国人的关注。政府在这个事件上的掩盖行为自然也难逃公众的目光。这几十天里，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压力前所进行“掩盖政策保卫战”的过程也为众多海内外中国人所知晓。现在中国政府采取非常被动的姿态，它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且战且退，边退边挡。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策略。这策略不但使前阶段的封锁成果付诸东流，还给政府今后的公信力造成扩展性的负面影响。在疫情无法掩盖后才被动地补充情况，与其说能帮助中国政府挽回公信力，更不如说它证实了政府有掩盖真相的意图。这效应将使人民继续相信政府还隐瞒着更多的消息。只能导致中国人民今后对政府宣传进一步打折扣。
第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政府的道义形象。隐瞒性命攸关的信息比伪造成绩的影响要恶劣的多。
人民早已知道中国政府操纵信息。但是如果所操纵的东西不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攸关的话，也就习以为常了。比如长期以来，中国和朝鲜当局都在本国人民平均寿命统计上下功夫，使得这两个国家人民的寿命数字互不相让齐头并进，双双进入亚洲地区“高寿”行列。但中国人对此很少抱怨，“报高一点又没有什么害处，何必计较”？但是中国政府在SARS这件性命攸关的事上搞隐瞒，就使得人民难以泰然处之。因为这类隐瞒掩盖是要以广大人民受害为代价的。“政府草菅人命”、“为了政权稳固而罔顾人民切身利益”等一类指责对中国当局的伤害力要大得多。透过政府的一系列冷漠无情的作为，人民可以感觉到当局的某种敌意。
和其他发现SARS病例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相比，北京政权的行径也太独特太鲜明了。说起来新加坡也属于专制国家，但新加坡政府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也绝不敢糊弄社会大众。新加坡不过才死了三几个人。按照“龙永图标准”，该国当局应当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保持着“正常秩序”，还要继续招引各国人到新加坡旅游投资。但是精于经商的新加坡当局却断然舍弃商机，在第一时刻向国民公布疫情发布警告。新加坡也是世界上最早雷厉风行地采用隔离可疑人员，关闭小学，入境检查等特别措施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当局不仅显得顽固冷酷，还显得非常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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