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的时候，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汉语作家、华人高行健先生。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起自己在当时的心理感受，激动、愤怒、表态或做秀，也许仍可以一言难尽来表述。因为汉语世界本来就是文学的，或说有着悠远的文学传统，这一世界或传统在当代潜隐起来后，人们对文学有一种更为功利的使命感，内心的不自信需要外界的鼓励，生活世界的复杂需要文学的眼光；而中国人不自信和生活的复杂在于，过渡转型的意识根深蒂固，自信自负的意识也根深蒂固。对于外界，人们既需要它的参照，它的标准，人们又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本来自立自足；对于文学，人们需要外人的承认，又以为自己的“道德文章”足以夸耀。人们忽略了慎独、自处，人们更难以理解与他人共处，因此，尽管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多年来的心愿，“情结”，但在中外关系微妙的时刻，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流亡多年、在国内已不为人知且已“直认他乡为故乡”的高行健先生，无异是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刺激更微妙，它刺激的是中国人的文学感情。
不管高行健先生的创作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也不管他的文笔如何被见仁见智者以为一般或特殊，他获奖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因为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质量暂且不论，单论数量、声势和规模，其活跃是空前的。众多的媒介传递著作家的劳作，众多的基金奖励着我们的作家，出版的繁荣也把现代文学史上的二三流作品跟古代的、国外的文学作品统一进经典的行列，当代的作家因此更有幸及早地以经典教化了中国的年轻的读者，至于张承志、张炜、韩少功、余华、刘震云、莫言、池莉、毕淑敏、方方等等，不仅有着广大的读者，更有着出版商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向他们致敬。这个已然成气候的“道场”里艳羡的桂冠抛给了已然名不见经传的同胞，怎幺可能不是一个事件？
据说有的作家听到消息时当即掼了电话，有的官员作家对报界说中国有一百多位作家都有资格获诺贝尔奖，被称为“做鞋办”的机构也出来发表声明，以为诺贝尔委员会此次评奖有失公允，有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气氛耿耿于怀的仁人志士们，则对高行健代表的消极退隐的姿态不满，在这方面，高行健先生也确实跟世代流亡海外的华人一样，以流亡开始，以流失结束，因此这些人认为诺笔谟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