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命关天的恐惧中，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也终于爆发，并把愤怒的矛头直指北京傀儡董建华，要求董伯辞职的呼声时有所闻，就连亲中挺董的《明报》也发出批董的明确声音。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愤怒也随之爆发。在欧洲、在美洲、在亚洲……到处都是对中共政权的指责。就连一向帮助中共说话的新加坡，也破天荒地加入谴责中共政权的行列，总理吴作栋取消了访华，舆论界也一致批评大陆政权。在中国调查SARS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的新闻发布会也指责说：中国当局没有如实报告所有受感染的SARS病例，所报的死亡和感染的人数与实际数目相差甚大。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还显示，即使在四个月后，中国发布疫情资料的间隔时间最长，质量最差。
而只有身居SARS风暴中心的大陆人，仍然无法公开置疑和批评政府，只能借助于民间的个人网站和国际媒体来表达不满和公布有限的真相。
在SARS疫情日益严重且引发全世界的强烈不满之后，中共卫生部官员才有限度地公布疫情；中共最高当局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做出亡羊补牢的严厉训示，中共新党魁胡锦涛和新总理温家宝才不得不出面表态，中共政治局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日益蔓延SARS疫情，并严令不许再出现瞒报谎报疫情的丑闻。副总理吴仪也多次会见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达大陆愿与世卫合作，愿每日通报疫情等立场。由此，大陆媒体开始对防治SARS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人民日报》发评论，SARS也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如何预防SARS也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媒体对五一黄金周的炒作也骤然降温，防治SARS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胡锦涛的“揪心”和温家宝的“鞠躬”以及政治局的决议，也无法有效纠正制度本身和官僚作风的弊端。大陆媒体对SARS的报道，仍然遵守着中共的“政治正确”──党权至上和稳定第一。所以，其报道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颂歌，另一方面还是隐瞒。
颂歌是：1，新党魁和新总理对疫情的高度重视，不戴口罩地亲自深入疫情前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亲民形象。2，各级组织和各单位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3，医务人员表现出坚守职业道德和无私奉献的风范。4，有关的医药部门和医药市场全力以赴地满足民众的要求。5，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对中国防治措施的赞美，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安全的肯定。
隐瞒是：1，没有向民众通报每日的真实疫情，而这无疑是人们最关心的真相。2，没有对中国的新闻体制提出批评及改进的建议，那怕是极为温和的公开批评。3，没有对疫情蔓延地区的各级政府的4个多月的瞒报谎报提出批评，也没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认真追究，特别是对卫生系统的官员的当众撒谎，没有进行严厉的处罚。4，没有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做现场直播，隐瞒了该组织对中共政权的批评。5，没有对防治工具（如口罩、白醋、消毒用品、药品等）的脱销进行报道。6，民间对真相的自发揭露，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和官方媒体的传播。而在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看来，类似蒋彦永大夫敢说真话的良知勇气，其对社会的道德感召绝不次于坚守在防治第一线的医生，理应得到社会性的褒奖和激励。而且，在良知匮乏的当下中国，蒋彦永大夫的作为更具有建设性的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最关心的，仍然不是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的民众的生命健康严重损害，不是一个政府必须对社会公益所应肩负的责任，而是党权的稳定和形象。正如胡锦涛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时表达了揪心感之后所说：“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温家宝在谈及SARS疫情的危害时也说：“非典型肺炎可能会伤害中国的经济、国际形像以及社会稳定。”显然，中共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一贯向上级和外界吹嘘政绩和隐瞒问题，肆意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罔顾人的生命；中共政权为了一党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根本不会在乎本国和外国的民众的生命，除非过于严重的疫情危及到政权的稳定。中共高官龙永图在香港的发言，可作为中共官员普遍患有道德冷血症的代表。他居然说：“如果600万人中有50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300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香港这样报道病情，谁还敢来？”而对于生活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来说：与经济发展和香港繁荣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体价值，因而也就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只有冷血的独裁制度培养出来的冷血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对于必须对重大灾难负责的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流行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更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媒体向公众提供真相。现代文明社会的经验反复证明：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灾难性信息，就更应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公众。谣言和恐慌止于事实真相的公开，灾情的控制和减轻也受益于信息的透明化。在此意义上，谁隐瞒SARS疫情，谁就是在犯罪。
至今为止，对于因瞒报谎报所导致的疫情蔓延，中共当局居然没有向受害者们表达足够的歉意！除了广州市卫生局长辞职之外，其他官员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起码，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还敢当众撒谎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即便不被撤职，也理应主动辞职。因此，在大陆的民间网站里，网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相提并论，当然也可以媲美于当年的李鹏编造的六四谎言。在中国，独裁制度把SARS流行病变成了SARS政治，而SARS政治必然是谎言政治，中共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大谎言──撒谎是国人的灵魂SARS。不仅是今天的中共政权，而且绵绵二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号称史学兴盛、史书浩瀚的华夏文明，又有几部真正的信史。无怪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感叹道：“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
近年来，中共高官动不动就向国际社会喊话：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而隐瞒SARS疫情所表现出的对“人命关天”的漠视则证明：只要是独裁政权，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就必然本能地趋向于严控舆论和隐瞒真相，不可能成为讲信誉和负责任的政府，也不可能培养出具有职业伦理的官员！无怪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出“隔离中国”的呼吁。而对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中共媒体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倒打一耙，严辞批驳“隔离中国论”，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任国平的文章说：“个别西方媒体在报道非典型肺炎有关事态时缺乏应有的善意与专业态度、将问题泛政治化、恶意炒作的行为。中国广东媒体报告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比较早，但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广东是非典型肺炎的发源地。正如艾滋病是美国首先报告的，但不能说美国就是艾滋病的发源地一样。”这样的反驳只能证明：任何独裁制度的自外于国际社会和普世价值，在根本上皆不是外力进行强制孤立所致，而是封闭制度所导致的自我隔离──没有中共政权对SARS疫情的隐瞒，也就不会有“隔离中国”的舆论。一个肆意剥夺民众知情权和自由发言权的政权，一个封锁危及全世界民众生命的严重疫情的政权，必然是个“自我隔离”的政权，也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隔离。即便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全封闭状态，力主加入了WTO和力求在经贸上融入全球化，然而，政治制度的封闭仍然将自己隔离于主流文明之外。
本来，SARS疫情与政治无关，但独裁制度之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最终都会与制度的落伍和野蛮息息相关。封闭信息就是漠视人权和生命，必然使本来可以控制的灾难和可以减少的生命损失，非但不能有效的控制和减少，反而只能导致灾难的持续扩大。所以，胡温体制所面临的，已经由天灾变为人祸的危机，由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所导致的信誉危机。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制度下，处理危机的行政效率极端低下，而封锁信息和荼毒生命却出奇地高效率，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第二次扼杀──跟随肉体毁灭的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在制度性的对生命的轻蔑中，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太多的天灾演变为惨烈的人祸，太多的死于人为隐瞒，太多的亡灵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并默默地发霉腐烂。冷酷，剥夺了对生命的应有的敬畏和怜悯；谎言，掩盖着生命被无辜剥夺的真相。几千年瞒与骗的屠夫制度和冷血文化，1949年后的“党权第一”的体制对民意和人权的蔑视，究竟还要把生命当儿戏耍弄多久！在毛泽东时代，有限天灾扩大为深重的人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重，还不能让执政党长点记性吗？我们中国人作为人，究竟还要忍受乃至纵容这种不把人当人的制度多久！难道在SARS疫情肆虐世界之时，中共政权还不觉得羞耻？还要为独裁制度和跛足小康之下的稳定第一而辩护吗？
此次中国的SARS疫情向全世界的迅猛传播，也为冷战后的世人上了生动的一课：独裁制度对世界安全的威胁没有国界，且不一定非要以战争的方式凸现。天灾也好，人祸也罢，独裁制度乃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每天都在羞辱人的尊严，都在对生命实施恐怖主义，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即便是最初不太严重的天灾，也会因制度的野蛮而演变为惨烈的人祸！如果说，自由制度对人类福祗的贡献没有国界，那么，独裁制度对人类福祗的破坏也没有国界。过去的前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当下的朝鲜，已经多次让天灾演变为生灵涂炭的人祸；今日中国的SARS疫情在世界的迅速传播，与其说是流行病造成的天灾，不如说是独裁制度造成的人祸！而制度性的人祸，只能止于独裁制度的废止和自由制度的建立。
2003年4月17日于北京家中
补遗：在本文寄出之后，中共当局在防治SARS上，于4月20日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比较真实的疫情，并把每5天公布一次改为每天公布；处罚了隐瞒严重疫情的有关官员，特别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显示了胡温体制挽救政府信誉的决心，是值得欢迎的行为。但是。纵观整个新闻发布会，对此前疫情蔓延的责任之检讨，仍然避重就轻，没有对制度弊端做出痛切反省和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仍然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非制度创新的治本之策！
(来源：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