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说，四十四年前，中国受人尊敬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试图让其他高级官员注意：数百万人由于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正在面临饿死的危险。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不愿听到他的政策是个失败的结论。所以他和他的拥护者将彭定为“反党分子，”正直而有能力的彭被软禁在北京郊外的家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进监狱，受折磨直到最后遇害。
中国在这方面没什么变化，象饥荒这个词一样，最近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在广东省的医生，当地政府和省领导，北京官员和公众中没有报道。没有一个医生和官员具有老一代革命家彭那样的勇气，他们一定害怕在召开人代会，国家领导交接的关键时刻提出这样的警告所带来的后果。这月早些时候，一名正直的，义愤填膺的北京军医越级将北京SARS疫情的严重性揭露出来后，他即被国安局监控。中国很少奖励那些发出异见声音和揭露阴暗面的个人。
SARS的疫情表明，2003年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和1959的中国相似。这也显示出了中国改变了多少。统治体系仍没有一种机制确定官员的责任或将问题暴露出来，没有监察，制衡的系统，没有自由的媒体。这种社会缺少透明度，将信息当作秘密。毛的大跃进在放弃前持续了三年，导致至少三千万人饿死。中国在SARS问题上先是沉默了六个月，死亡数百人，然后中国领导开始改变它处理问题的方式。
什么改变了呢？中国政府最后发现地方的事件，甚至在中国的，都会造成全球的影响，全球的信息也会对地方有影响。经济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今天的中国是全球现代化世界的一部分。她的人民通过面对面或互联网与国外人联系，中国人现在可以在国内或国外旅游，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着新观念和未经审查的信息，也有一些疾病如艾滋病和SARS等。这些广泛接触为中国领导人增加了新的压力，他们要为自己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
即使中国新领导人采取正确措施控制SARS蔓延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健全的卫生系统和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的障碍。这一问题在艾滋病上早已反映出来，那是医疗和政治系统失责的另一问题。
过去20年，中国的社会医疗系统逐渐解体，中央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财政责任转给地方政府，而这一系统的大部分象经济的其它领域一样，已经私有化了。
中国的城市居民能够享有优质的健康保险，而一亿多居住在城市的民工则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在农村，70年代人民公社的结束破坏了诊所的基础，在多数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超过了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社区选择投资建设公路而不是疾病控制，培训医务人员或建更好的卫生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至少4％或5％的国民生产总值应该用于健康卫生，中国很难达到这一目标，在一些地区，它是个优先权的问题，一些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
财政权下放不仅减少了优质医疗保险的机会，也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蔑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政策不会造成财政后果。卫生部制定指导方针，但对具有决策权的省市地方政府没有多少控制。
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是卫生官员缺乏责任。在河南省，由于没有执行消毒程序，致使数万献血者染上艾滋病，许多穷人想通过卖血挣钱。在当地政府和省政府官员知道问题后，他们隐瞒这一丑闻数年，禁止其他人报道，调查或采取预防措施。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由于向世卫组织工作组隐瞒SARS病例而遭解职，但隐瞒艾滋病疫情的河南官员仍在其位。
保密是处理卫生问题的一个障碍，中国政府掩盖所有这类信息。在河南省，数千人在不知自己得什么病的情况下死于艾滋病。由于他们不知道，许多人将病传染给朋友和家人。当艾滋病活动家万延海将一份证明河南省官员早就知道艾滋病传染范围的报告公布后，他被控泄露国家秘密而被捕。
类似的保密情况也反映在SARS上，中国媒体被要求低调处理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防止公众恐慌，要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吓跑商人和游客。但在信息时代，要想让这样的事情不为人所知，即使在中国也很困难，。在北京，一位愤怒的医生揭露中国隐瞒SARS病例。在河南艾滋病疫区，一个互联网新闻通讯报道了一名退休医生高耀洁治疗艾滋病人的故事。
这些揭发者应该被看作英雄，但是这些勇敢的人却被怀疑，被监控。在中国病态的统治体系里，缺乏常规的渠道－如自由的媒体，将问题公开化。
甚至在今天，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人们有很少的渠道得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等疾病的准确信息，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有权知道健康的风险及一些问题的真实情况。甚至当中国的执政党全盘招供SARS的病例时，也不能使人们相信它说的是实话，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党将信息做为宣传。它要求大城市的居民留在城市，以减少将病毒带到偏远地区风险，但数以千计的居民不听劝阻，拥挤到西客站准备逃离。
由于中国过时的统治体系，去年晚些时候在中国30个省之一的一个地区性的非典型肺炎现在已扩散至全世界。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是不会考虑国境线的。一个上万名学生出国留学，吸引数百亿美元国外投资的国家，一个出口千亿美元货物的国家必须符合国际合作的高标准和透明度。中国的新领导显然认识到这一点。没人愿意在一个隐瞒对健康，利益造成威胁的地方投资。
中国欠得更多的是她自己的人民，不仅是SARS的受害者，还有大部分贫穷的，感染艾滋病的一百万农村人口，13亿中国人有权知道影响他们健康安全的问题。当中国管理者开始动用资源与SARS战斗时，他们也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他们自己整个体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