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林接着又提到“(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着的《李鸿章传》中也说:‘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甚至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当然盛大林提到梁、唐对李鸿章的评价,并非表明自己苟同,他只是意在阐明:“也就是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美化’他的说法和‘丑化’他的论调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所以我对梁、唐对李鸿章的“美化”也就点到为止,不侃侃而谈了。梁启超说:“李鸿章忠臣也”,那么对于百日维新中的风头人物--康有为的学生--梁任公,他该怎么定论呢?“误尽天下苍生”“无父无君之乱党”分子?唐德刚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是否可以这么推断: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理智的“李爱国者”作壁上观,一直“东南互保”下去,到头来,大清帝国连跟帝国列强签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打着灯笼找不着北?你我都知道,不能生此“邪念”。所以梁、唐对李鸿章的“美化”仅是其“个人意见”,说说而已,不能作为公论的。
对任何历史人物,后人有权从各自角度对其加以“美化”“丑化”,这无需禁止,也没法禁止,但须知,如此做的前提只能是作为一己的私下看法。你暗地里高呼“李中堂万岁”,没人拦你,但你要把这一看法通过文艺作品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向广大观众“宣传”,这就有待商榷。这就需要文艺创作人员必须抛却“美化”“丑化”一己之见,尽量使历史人物素面朝天。文艺创作人员必须把手上的脂粉或塑料袋中的粪便收拾起来。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大多数人之间的共识,必定有一个“定论”存在,它的评定标准就是:对历史人物不“美化” ,不“丑化”,忠于史实。要不然,没有公论,缺乏“定论”,十三亿人心目中有十三亿个李鸿章,如何交流?
自然我们理当明白,因为历史人物本身绝非单一性、脸谱化,他在历史上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表现,让我们很难拿捏,让我们觉得很难把他简单归类,所以产生类似盛大林提出的“历史何曾有定论”的错觉也是不足为怪的
“定论”是有的,只不过是任一历史人物在固定的阶段,其不同领域的身份,自成“定论”。比如周作人,抗日期间,其为汉奸,定论无疑;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学发展期间,其为文学大师,定论也无疑。这里不存在“丑化”与“美化” 。再比如李鸿章,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其在晚清中的所作所为,将之归入卖国贼行列中,实在没冤枉他。这绝非对其丑化,你想,整个清政府都是卖国政府,作为处处秉承领袖意旨的中堂大人想要独善其身,堂而皇之称自己是爱国者,他不要脸,我们还臊得慌呢!
盛大林说,对历史人物,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这从某种角度理解,不无道理,因为社会总在进化、发展,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相应也难免会与时俱进。但我们要明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绝不会出现彼此颠覆的“定论”和平共处,必定会有真伪之争,必定会是“定论”立足。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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