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通过传统的婚姻结合在一起，我的姐妹们像警察或股票经纪人的女儿一样长大，整天为学习成绩和晚会礼服操心。我的父亲罗伊·德米奥也很普通，像其他父亲一样，他也喜欢电影、音乐和精美的食物，星期天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惟一有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个黑手党。
在我上六年级时，父亲经保罗·加斯蒂莱诺(当时甘比诺家族中的二号人物，1976年成为家族领袖，被人称为“老大中的老大”)介绍，加入甘比诺家族。甘比诺家族是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之一，“业务”涉及谋杀、贩毒、敲诈、放高利贷等。由于心狠手辣、手脚利落，父亲深得保罗赏识(有报道说他指使父亲杀了100多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收入也急剧增加。我们家在长岛买下了一座大宅，邻居除了律师、医生就是股票经纪人。对于一个像我父亲这样出生在布鲁克林区的意大利裔男孩来说，这座大宅几乎是他美国梦的顶点。但是搬到那里两年后，灾难开始降临到我们家头上。
克里斯闯了祸：我们全家面临灭顶之灾
1979年冬天，就在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父亲的一位手下闯了大祸。克里斯托弗·罗森伯格(我们都叫他“克里斯”)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但是在贪心的驱使下他背着父亲“干了一票大生意”：两个哥伦比亚毒贩从佛罗里达带一大笔钱来纽约交易，克里斯本来是中间人，但他却把那两个人干掉了，私吞了那笔钱。更要命的是，他在与哥伦比亚人打交道时用的是我父亲的姓氏，自称“克里斯·德米奥”。
哥伦比亚人没过多久就追查到了纽约，并发现是父亲手下“黑”的他们。保罗也很快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怒不可遏，因为现在整个甘比诺家族的利益都面临着遭到报复的威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失去控制。有一天他很晚才回来，脸色铁青，一进家就把自己锁到了书房里。当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他只告诉我克里斯办了件“极蠢”的事，使父亲的“生意”面临着危险。但他没有告诉我，克里斯的行为不仅使父亲面临着被家族“执行家法”的危险，更有可能给我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与意大利黑手党不同，哥伦比亚人在复仇时常常会“株连九族”，向对方的家人下手。几十年前，纽约黑帮的五大家族曾达成一项“协议”－－－即使相互之间火并也不能伤害对方成员的妻子和孩子，否则将面临“集体惩罚”。但哥伦比亚人则没有这个顾忌，实际上他们更喜欢向仇家的直系亲属下手，认为这样更有惩罚性。
13岁的小保镖：我保护姐妹们的安全，身上随时带着枪
我们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堡垒。到处都装上了摄像头和探照灯，我们每次走出屋门都处在“表兄乔”的监视之下。他是父亲的一位手下，已经搬到我家地下室来住，父亲向我的姐妹编造借口说“他需要借住几天”。关于自己的工作父亲对母亲讲得很少，对姐妹们则只字不提，但他平生第一次打破了自己最重要的原则－－－把我带到这场危险的游戏中来。
父亲向我解释了全家人的危险处境，“有人想找上门来杀我，他们也许会伤害你的姐妹。从现在起，你们不能和我坐一辆车，弗雷迪(父亲的司机)会用另一辆车接送你们。你们不要在大街上行走……只要你离开家门，身上随时都得带着枪，并且不能让姐妹们一个人外出。在学校里你也得保护她们，时刻给她们放哨，但是不要让她们发现，”他停了下来，清了清嗓子，“如果有人想伤害她们，你就开枪，绝不要手软，因为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我费力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于是从第二天起，我在上学前都会把一支手枪藏在口袋里。当其他男孩子在课间追逐打闹或者与女孩调情时，我则远远地站在一旁，警惕地监视着姐妹们周围。放学后，我也忠实地履行着全家人保镖的职责，带着家里那只名为“少校”的德国牧羊犬在院子里巡视。父亲每天都会往家里打几个电话，询问有没有异常情况。
杀了一个西班牙人：我能闻到左轮手枪散发出的火药味
异常终于出现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西班牙男子找上门来，告诉母亲他是个推销员。母亲说不感兴趣，于是他就告辞了。但是母亲注意到当我放学时，那个人的车还停在对面的街道上。父亲回来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并且隔着窗户向他指认了那辆车。
父亲大声命令“表兄乔”跟上他，说完就拔出枪，冲到了大街上。弗雷迪马上跑去开车。看见有人拎着枪气势汹汹地向自己冲过来，西班牙人立刻发动汽车，准备逃跑，紧急启动的轮胎在安静的街道上发出刺耳的声音。父亲和乔跳上“凯迪拉克”，疾驰而去。我只看到他俩把身子探出车窗外，手里挥着枪。一个小时后，我又听到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父亲匆匆走进来，递给我一把左轮手枪。我能闻到它散发出的火药味，而且感觉到枪膛还很热。“把它擦干净包在垃圾袋里，随时准备处理掉。”没过多久，父亲从书房里出来。他拎着一个包，表情严肃，一边下楼一边大声喊着我姐妹的名字。“准备一个包，带上你们需要的一切，我们5分钟后出发！”他的命令很简短。母亲的表情既愤怒又恐惧，姐妹们则不知所措。“快去！”父亲厉声说。“5分钟后上车！”
我们飞速驶离了长岛。在黑夜里不知道走了多远，我们最后来到一家偏僻的汽车旅馆，暂时住了下来。父亲把我们安顿下来之后就走了，他说有些“业务”需要处理。
错杀无辜：西班牙裔小伙子身上布满了枪眼
两星期后父亲回来了，他宣布我们可以回家了。没有人问任何问题，我们默默地驶回长岛。
在逃亡期间我们几乎与世隔绝，丝毫接触不到外面的消息。因此在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坐在厨房里，开始看堆在门廊上的报纸。
突然，我注意到他猛地坐直了身体，愣愣地盯着手中的报纸。
他把它放下，再拿起来看，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内容。
文章描写的是两个星期前发生在长岛的一起枪杀案：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街头夺命追踪－－－一辆“凯迪拉克”疯狂地追上一辆“野马”小轿车；追踪的高潮是枪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打靶”，因为受害者、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男子根本没有还击。“凯迪拉克”上的两名男子向他的汽车开了近300枪，小伙子身上满是枪眼。目前凶手的杀人动机尚不清楚，警方也没有掌握到什么线索，只不过查明了死者的身份。他是个大学生，平常利用课余时间上门推销吸尘器以补贴学费。他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在他的车里也没找到枪支。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凝固着震惊、茫然的表情。那个守在我家门前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个无辜的大学生，却误撞上了父亲的枪口。父亲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杀死了一个无关的小伙子、别人的儿子。他坐在那儿，盯着报纸，眼泪慢慢淌了下来。我和姐姐吓呆了，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接着他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上楼回到书房，把门紧紧地关上了。父亲崩溃了。几天内他不吃不喝，几个星期后才恢复正常的饮食，但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白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拉上所有窗帘，晚上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沉重的脚步声，脚步声偶尔还被洗手间的呕吐声打断。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生活，把杀人当作生意中令人不快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杀死的不是一个黑帮分子，而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毁了一个大学生的家庭，同时也毁了我们的家庭。
“死人行走”：克里斯被杀后，父亲在我眼里已经死了
父亲还有一桩“生意”没有了断。保罗·加斯蒂莱诺对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感到很不满，这样做不仅愚蠢，而且很冒险。此外，他仍怀疑父亲与哥伦比亚人那件事有瓜葛。为重新取得保罗的信任，父亲必须“解决”克里斯。有一天夜里，父亲没有回家。我十分担心，带着“少校”在院子里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回来了，脸色苍白，精疲力竭，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到书房，立刻把门关上了。晚饭后，我们一边玩牌一边看电视。突然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今晨，警方在布鲁克林区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发现了一名年轻人的尸体，经确定死者名叫克里斯托弗·罗森伯格。他身中数弹，汽车也被自动武器打得遍体鳞伤。警方认为这是一起黑帮火并事件。”我盯着屏幕。父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关掉电视。母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感觉嘴里很干，空气好像凝固了。父亲回到书房，两天没有出来。监狱官员常用“死人行走”来形容死囚犯走向行刑室。在我眼里，父亲已是一个“行走的死人”，他被“执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13岁时，我知道父亲已经死了。
后记：4年后的1983年，罗伊·德米奥的尸体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中被人发现。警方没有破案，但阿尔伯特知道是父亲的手下干的。阿尔伯特本人大学毕业后作了股票经纪人，1992年精神失常。现在仍住在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