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三零一医院老军医蒋彦永下决心向世卫组织披露萨斯疫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李贽来。不管他知不知道这句话，他的做法是符合的。蒋七十多岁了，他应该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怕的，说真话也没什么大不了。蒋彦永的披露，还有世界劳工组织官员病死北京，使得政府不可能继续隐瞒疫情。
熟悉中国体制运作的人们不免为蒋捏一把汗。尽管最近政府发言人和新闻媒体都谈到，蒋彦永目前生活一切如常，每天散步，每周去医院一次参加会诊，但是人们都清楚，政府管不着军队，而蒋是军队的人。政府拍了胸脯，是不是军队也肯同样拍胸脯？我并不知道什么，我只是担心。
每一个特殊时期都需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但至少是最近这些年，我很难过地发现，那些说真话的人都是老人，而且差不多都是七十岁以上。李慎之先生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写下《风雨苍茫五十年》，吴敬琏先生指责中国股市就是富人的圈钱游戏，这次是蒋彦永老先生。
都说童言无忌，可是在中国的孩子们都被分数逼得说假话的时候，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似乎只剩下老人了。六十岁还嫌太年轻，必须七十岁以上。
知识界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给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极高的评价，说他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说他是鼓吹自由和宪政的第一人。其实我倒觉得，还是李慎之的自我评价更公允一些。他说自己并没有特别高深的学问。他鼓吹的那些内容，从理论上讲已经是知识界的常识，随便找个大学生也未必说不出几句。关键是他说真话的勇气。其实，证明皇帝没穿衣服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功底，关键是要有人说出来。相反，论证皇帝穿了衣服反而需要特别深厚的理论基础，甚至需要几门外语和几国博士的资格。这些人我们也都见识过了。倒是我的印象中，吴敬琏先生似乎并没有喝过洋墨水。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老人站出来说真话，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它。的确我也无法评价，因为至少我离老还差得远。连自己一块儿骂，这个勇气我还没有。
但是我们都知道，拿“稳定”这件任务来说，其实当局是根本不在乎民工或者盲流怎么想的，他们最害怕的是老干部。什么事情老干部说话了，当局必须认真当个事去对待。倒不是顾忌这些人功高，而在于他们敢说敢骂，难道还当真出动军警不成。为什么这些人敢说敢骂，因为我无求于你。他们是旁观者，对他们来说，游戏早已经结束了，游戏规则也不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东西。当然还有像李慎之这样主动退出游戏的，“不做刺刀威逼下的官”，所以他受到特别的尊重。
拿瞒报萨斯疫情这件事来说，据我所知，知情者何止蒋彦永一人，那些满大街开着救护车跟洋鬼子捉迷藏的人，他们有的是医院领导，有的还曾经做出过杰出贡献－－也都是出生入死过的，为什么这回他们都选择了沉默？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都正当盛年，家庭责任包括社会关系很重，而医生尽管是一个不错的职业，却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狭窄、高度技术化的职业，如果他们丢掉这个饭碗，又别的什么都不会，前途很可能相当黯淡。他们无法退出，因此只能沉默。再说那些临阵脱逃的医护人员，他们将被永远剥夺从业资格，而且这种剥夺并非来自行业协会，本质上是政府作出决定。政府太大了，大到意味着整个国家，你往哪里逃？我绝无为临阵脱逃者辩护的意思，我只是因此想到，为什么这回医护人员表现得这么好，几乎是齐刷刷地冲上前去。相比之下，台湾同行临阵脱逃的有一百多人。我不相信大陆和台湾医生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理解如此不同，一定是别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好一点的社会，应该允许它的成员“退出”，也就是常说的退出机制。我不想玩你们的游戏了，但我并不需要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但我们这边那些临阵脱逃的医护人员，他们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那就是政府的评语。这个评语已经超过了舆论惩罚甚至法律惩罚的范围，从而成为一个人终生的红字。
也许我举的例子并不恰当，而且的确我们的社会正在越来越给予选择退出者更多的宽容或者出路。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传统：从历史上看，中国当局无不非常反感那些退出者，甚至不惜动用严酷手段。远者如姜尚杀华士，无非这个隐士不肯出来做齐国的官。贤君如晋文公烧死了介之推。古代的事不去说它，再看看几十年前，那就做得更绝，尽管法律、党章都没有说不允许退出，但是把你的退路全部堵死，退出必然意味着饿死，哪怕你要学陶渊明，至少都还得求人民公社作为接收方给你盖章－－你往哪里退？现在很多人喜欢骂过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丑陋，把你放到那种环境里边，你不丑陋一个给我看看？
由于把一切退路都堵死，人们实际上处于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尴尬境地：你有权退出，但是我有权命令任何地方都拒绝接收你。
今天情况稍好，但是在特殊时期，在医院这种特殊行业，医护人员的处境并无改变。这也就是，为何那么多人知悉实情，却只能由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说出来。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宽容，理解那些正当盛年的医生的保持沉默，也都明白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沉默。但这一切都无法不让我继续追问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国家只有老人敢说真话？
答案也许是：在这个国家，人只有到快死的时候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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