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患重重
因"扑火"不力而丢官，这当然说明高层领导对"救火"工作的重视。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村村冒烟，处处起火"的局面呢？在政策导向上、在执政方针上，是否有值得检讨之处呢？能不能不"起火"，"少起火"呢？恐怕这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领导和政党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以为，至少有以下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是走极端的思维方式。例如，"发展是硬道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这类口号客观上使各级领导走极端，用"硬道理"挤"软道理"，用"中心"压"非中心"，用"一好"代"百好"。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为了保护发展经济的能人，反腐败也要适可而止；为了招商引资，默认甚至鼓励红灯区；为了发展地区经济，半明半暗地鼓励走私；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强令农民毁田种树养花，市场行情一变又翻脸不认账；为了让城市亮起来，绿起来，大搞负债建设，捞取政绩一走了之；为了投机房地产或股票，动用收粮款、扶贫款、拖欠教师工资；为了推行承包制，不惜解散农村合作医疗；为了发展私有经济，不惜让矿产资源遭到千疮百孔地开采，不惜使煤矿的死亡率上升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倍；为了与国际经济接轨，不惜使弱势的国有企业暴露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和产品的直接攻击下，使5000万工人下岗失业。
媒体跟着政府走，报喜不报忧。报纸上天天是汽车、房产、股市，天天是明星们的婚变、球队的胜负，对大量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直至其中一些问题酿成大灾大难，成为新闻热点。但是又从来不对形成这些灾难的社会机制、政策导向进行追踪，似乎这些问题纯属偶然，就像刮风下雨一样不可避免。
变化无常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中庸，毛泽东也曾经一再鼓励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分别轻重缓急，但不能畸轻畸重。然而，当代中国常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转身就是"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一会儿是"阶级斗争为纲"，转眼间又是"发展是硬道理"；一会儿是计划经济百般好，翻过来就是市场经济无限美妙；一会儿是"破私立公"，一会儿又要"一切向钱看"。能不能来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引进外资相结合，崇高理想与现实利益相结合，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防疫卫生、抗洪防火相结合呢？能不能真正让黑猫和白猫一起抓老鼠呢？
其次，需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性后果。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派中一个走极端的派别，强调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其结果是资本以利润原则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服从资本利润的需要。像这次非典疫情的处理，一开始有关领导就以"干扰经济建设中心"为由，对外不让媒体报道，对内不做认真准备，结果拖延了控制非典的时机，造成非典大规模流行。一旦事态扩展，广交会场面冷清，各项涉外活动被取消，眼看发展这个硬道理软了下去，才紧急动员抗非典。由于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事到临头就必然慌乱，措辞拣最严厉的说，政策挑最严厉的执行，而且层层加码。
事实上，我认为，抗非典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大化"了，以致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有意思的是，这一切仍然是在保卫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旗帜下进行的。媒体在估计非典事件会造成GDP会下降百分之几，领导在宣讲仍然要扭住经济建设不放松，经济学家在谈论非典事件结束后怎样让马照跑、舞照跳。也就是说，非典事件仍然被当作一个单纯的"天灾"在处理。很难想象，如果非典疫情仅仅停留在偏远农村，不影响大城市的经济活动，不影响国际经贸往来和国际形象，单单是成百上千农民的生命是否能够吸引领导的注意力。矿山事故、交通事故、工作场所中毒、火灾、洪灾、泥石流、河流污染，每年都夺去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从来都被GDP思路忽略不计。珠江三角洲一个外资企业的火灾就烧死了几百条人命，我们见到有什么处理了吗？收容站打死了多少没带身份证的民工，我们关注了吗？
更加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可能会使资本家接管医院、学校、水电站、自来水厂、煤气公司、银行等关切国计民生的机构，使每个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服从于利润的需要。这类政策也会使国家经济主权落到发达国家或其掌握的国际机构的控制之下。最后，为了偿还外债，国家必须出售机场、港口、铁路、矿山、森林，必须削减社会福利，必须听任大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听任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金被削减，直到最后社会停滞动荡，一夜倒退十几年。这并非危言耸听。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土耳其、印尼、泰国、菲律宾正是这样，服用了美国财政部强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的药方，经历了若干年的表面繁荣，最后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之中。
民主与法治
第三，要避免落入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陷阱，就必须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这些年来，民主和法治事实上也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了。一些人提倡新权威主义，主张靠专制政府推进经济改革，视民主为改革的障碍。他们也许懂得，改革是一场重大的利益调整，是一场"革命"。如果实行民主的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就要参与政策讨论，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就会受阻，三铁就破不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无法被买断。事实上，如果有起码的民主，中国的政治思维就不容易走极端，因为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将受到其他利益集团的牵制，不可能强行让工人农民做出牺牲，更不可能靠"牺牲一代少女"来发展经济，满足强势利益集团的需要。
同样，一些人口头上倡导法治，实际上却视宪法条文如婴儿尿布，随意改换。权力大于法律，政策大于宪法，这是改革年代的特有现象。例如，政协社科界委员喻权域大声疾呼"保卫宪法"，并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财政部长向全国人大报告出售国有企业的情况，要求国家计委向全国人大报告公有制经济是否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条款是否得到遵守。但是，连续两次无人理睬。改革如果失去宪法依据，失去法律约束，很难不违背初衷，不违背人民利益和意志。然而，"先改革后修宪"的思路却弥漫在口头上崇尚法治的各界人士心中。也许是修宪就要争论，而争论就违背了"不争论"的指示罢。在突发的重大事件面前，"不争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不争论"，怎么可能权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凝聚人心？如果长期"不争论"，执政党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如果长期"不争论"，怎样避免层层独裁，层层专制，层层走极端？如果长期"不争论"，又怎么能够保障以法治国？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此次非典事件，尽管是仓促上阵，尽管还是在硬道理的统治下，但总算多了点透明度，多了点危机意识，多了点共同体感受，也就有了点小争论。如果以此为契机，加强民主与法治，推进政治文明，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以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为中心，认真检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失利弊，则真正有可能实现温家宝总理所期待的"因祸得福"，使中国走上更加成熟、健康的发展道路。泱泱中华，人才辈出。集众人之智慧，衡众人之权利，兴众人之事业，何至于一二领导天天到处"救火"呢？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