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随着“六四”死难者名册上人数的逐渐递增，一个过去几乎被忽略的问题渐渐凸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 14 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
起始，我们寻找到这类失踪者，都是将其列入死难者名册，因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我们断定，他（她）们同那些死难者一样，都已不在人世。
直至去年某日，我们偶然从海外媒体得到一个信息：美国国会于 2000 年曾通过一个名为“活着带他（她）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这项法案还包括要找回失踪或阵亡将士的亲属。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是啊！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呢！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上个世纪的那两场战争如今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也许大多数失踪者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美国民众及其政府并没有忘记，更没有放弃对他们命运的关注。据媒体报导，在以往的岁月里，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朝鲜和越南政府协助寻找并交还战争中的失踪士兵或他们的遗骨，并以此作为与朝、越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此种努力至今未曾终止。
由此我们想到了“六四”大屠杀中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19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手头那份沉甸甸的死难者名册。我们逐个数下来，发现在已被记录下来的 182 位死难者名单中，属于失踪者的达 13 位之多。而可以断定的是，即使这已知的 13 位，也仅仅是所有失踪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六四”失踪者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还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六四”失踪者 无一人生还
尤其令我们难以心安的是，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少还没有发现有一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后，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 28 中学门前的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难者少说也有20位之多。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王楠在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一些自发的救护队员上前抢救，却遭到戒严部队的严厉禁止，两、三小时后王楠身亡，此后其尸体不知去向。在将近半个月以后，王楠的尸体意外地在西城的护国寺中医医院被家人发现。
据当时及事后多位知情者透露，在 6 月 3 日至 4 日，有一批遇难者尸体被戒严部队就近掩埋在 28 中学校门前绿地内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几天后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将尸体挖出另作处理。王楠的尸体之所以能侥幸地留下来，是因为他遇难前穿的是军训时的军服而被疑为戒严部队的士兵；至于其它尸体去向何处，几乎无人知道。
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对于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残酷与苦难，与失踪者一起被掩埋
使我们感到内疚和难过的是，13 年过去了，我们才第一次对这类失踪者作出统计。现在回过头来翻阅那些已知失踪者及其亲属的资料，内心的沉重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
一位苏南某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在 89 学运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千里迢迢赶赴天安门广场，他们是受该校同学的委托，专程给广场上绝食学生送交募集得来的捐款的，但他们之中的一位却始终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该生在北京失踪，当时广为人知，传闻也很多，却始终下落不明。这一信息是我们儿子遇难的那个秋天，我们回苏南家乡时该校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设法寻找该生的亲属，但至今未有结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位河北某大学的学生，他于 5 月下旬赶赴北京参加学运，“六四”后一直未回到母校。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到这两位失踪的学生，一是希望能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以便尽快找到他们的亲属，同时也希望当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能记住这些曾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失踪同学。
一位穿花衬衫的男子，于 6 月 4 日那一天，在京郊的一所医院附近被一辆军车撞倒，随着又被后面开过来的另一辆军车辗成肉泥，剩下的仅是一只手的残余部分和那件花衬衫的残片。这具残缺的尸体一直曝晒在马路上，直至 6月 5 日才被人用铁锹铲入塑料袋运走。这是一位死难者，又是一位失踪者，因为他的尸体已不知去向：我想他的家人也不会想到被军车辗成肉泥并被装进塑料袋扔掉的这个男子就是他们苦苦寻找却始终了无音信的失踪亲人。
人非草木，怎能像铲垃圾那样随便处置呢！但愿这惨不忍睹的残酷永远与死者一起埋葬，但愿他家人的记忆里永远保留着这位男子离家时那完美无缺的身影。
失踪者给他们的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梦幻与期盼。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在人世，也不愿相信亲人已经死去。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突然降临的失落，无法忍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倾刻间变得如此虚无与静寂。我想，对于没有经历过当年那场劫难的人来说，这些失踪者亲属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体验的。
一位北京某服装厂工人，在惨案发生的当晚离家去厂里上夜班，本应于次日凌晨 2 点回家的，但他的家人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这位失踪者的父亲当年不过 60 来岁，身体也还健康，然而没过几年，却在无望的期盼中离开了人世。母亲意识到儿子再也回不到自己身边了，但她仍然等待着，她要等着看到儿子沉冤被昭雪的一天。97 年邓小平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反而触发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她家里的不幸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她不能放过造成这场惨剧的元凶！
我们找到这位母亲时，她刚刚从精神病院被接回家中，病情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重新站起来了。不久她的神智恢复了正常，随即加入了“天安门母亲”的行列。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心的凶险随处可见，动辄会带来不测之祸。一位失踪者的遗孤，父亲失踪那年才是个稍谙世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父亲的突然消失意味着什么，这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他毕竟涉世未深，不懂得自我保护。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因为一个不慎的举动，竟酿成了不堪的后果。
那是在惨案发生后不久，有一天在课堂上，他难以遏制内心的忿懑，毅然在课桌上写下了向刽子手李鹏讨还血债的字样。他这样做也许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却被他的班主任老师发现并告发了有关当局，结果招致了三年少年管制的惩罚。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没有等到踏上社会就开始了丧失自由、丧失尊严的囚徒生活。
人们常常谴责一个专制政权如何独裁、如何压制民主、如何践踏人权等等，但我们想，对于这样一个政权，最应该诅咒的，当是它的无人性，否则怎么能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那位老师的行为是可憎恶的，但他（她）又何尝不是那部专政机器上的一个可悲的零件呢！而且不是别的，正是那个无人性的政权造就了这样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共和国公民”！
几年过去，这个孩子终于结束了少管生活，后来我们又从他母亲那里得知，他已随友人去了异国。我为他庆幸，我祝愿他在另一种制度下能找回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并从此远离他那小小年纪就已饱尝过的残忍与冷酷。
在我们已知的 13 位失踪者之中，有 5 位我们已寻访到他们的亲属。他们身后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女；而这些亲属所承受的，却是家庭的残缺、破败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一位原建筑工程队的木工班长，惨案发生的那天夜里11 点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家，事后其亲属找遍了城区所有医院的太平间、停尸场，始终未见其尸体。这原本是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虽是个普通女工，却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当时正上小学。平时夫妻俩上班，女儿有外公、外婆照顾。
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家时，女儿的外公已卧病在床，但还有外婆帮着招呼我们入座。然而，当我们于前些年再次踏进这个家门时，一张看上去像土炕样子的大床上就只剩下了一位蜷缩着的老妇人，而作为这个破碎家庭的唯一支撑者、孩子的母亲也已被提前“退休”回家了。谈话间我们才知道，她的老父亲已于前些年病逝，而老母也已病瘫在床，且已失去了语言能力，一家三口仅靠她很少一点点“退休金”度日，真可谓“含辛茹苦”。所幸她作为失踪者亲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人道帮助，这才苦熬着让女儿读完了高中。
然而，让人感到气愤、不平的是，就因为女儿是个受难家庭的孩子，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结果考分虽达到了规定的录取线竟然未被录取。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第二年靠发愤苦读，终于以高分获得成功，现在她已是一所重点高校二年级的学生了。她母亲告诉我们，孩子明白家里的艰难，她是靠课余打工来弥补求学费用之不足。
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反差令人瞠目，在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中竟有雇用保姆来料理自己生活的，但我们从心底里为这位失去父亲的女大学生感到骄傲，她为我们这个苦难群体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们所能记录下来的很少一部分。我们本不想向世人展示这人世间的苦难与残酷，但这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想有必要让心灵几近于麻木的同胞们知道。
专制与独裁，不配讲人道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曾就“六四”失踪者及其亲属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和政协，希望能引起与会代表及政协委员们的关注。颐窃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