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领导层：崛起的第四代》，由大卫.芬科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与玛雅恩﹒季黎涵（Maryanne Kivlehan）编著。雅莫:薛浦出版社（Armonk: M. E. Sharpe）2003年出版，共302页，74.95美元。
2003年3月15日，中国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这象征着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无庸讳言，“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这一概念早就众所周知，但如何圈定这一批政要的群体特征，描述各自特殊的人格特质与领导风格，以及预测他们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外交事务的影响都需要极大的时间、精力的付出，当然，还需要人类天然好奇心的驱使。
这本由中国问题专家芬科斯坦与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季黎涵编撰的书，正是汇集了一群对中国问题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学者和专家， 通过对中国第四代领导阶层的研讨，结集成册的。他们包括李成（Cheng Li）, 莫里﹒斯科特﹒特纳（Murray Scott Tanner）,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 卡罗尔﹒李﹒汉穆闰（Carol Lee Hamrin）, 和 大卫﹒沙姆鲍尔（David Shambaugh）。他们因为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而拥有自己群体的称呼，被誉为“北京学”或“中国问题研究”派。学者们从自己研究的不同角度对中国现领导阶层进行分析，阐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问题研究前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对中国问题的某些见地，另一方面，对中国问题他们比这位老前辈显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中国第四代政治精英变得更职业化、更知识化，更富有创见性与思考性……
以下扼要概述几位作者的背景及其几点共识。
李成，研究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头号专家，目前为汉密尔顿学院政治教授。他早年成长于中国上海，在文革中自学成材。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1993-1995年间，他曾回到中国基层进行调研。根据这一经历，1997年，他写出了《重新发现中国：改革的生机与困境》（Rediscovering China: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 ）；2001年他又完成了《中国领导人：新的一代》（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这两本书让他在中国问题研究学界名躁一时。
约瑟夫﹒傅士卓，波士顿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写作了大量的中国问题文章；他的主要兴趣是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中国选举制度等。
莫里﹒斯科特﹒特纳，西密歇根大学的刑事学教授。对中国刑法有所研究，写作过《后毛泽东时代的立法政治》（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大卫﹒沙姆鲍尔，又称沈大伟，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他曾在伦敦大学执教，并任《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沈大伟专精于中国内政，军事，外交关系，国际政治和亚洲安全研究，其主要论着编著有《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China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邓小平：中国政治家肖像》（Deng Xiaoping: Portrait of a Chinese Statesman，1995）; 《大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1995）。
以李成为代表的中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乐观的。他们认为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与其前辈不同。首先，他们是中共历来领导层平均年龄最低的，大多50多岁，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这使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的未来所做的设想中更少“革命”色彩，而更易支持推行经济改革；其次，第四代领导人也是学历水平最高的一代，大多为工科背景，从事过基层工作，对中国底层问题有相当了解。在领导风格上，他们不象以前的领导人那样行事高调、具有个人魅力，而是更务实、低调，“神秘”而“成功地让人不了解他们”。
经济上，中国各阶层、部门和团体之间贫富加剧问题将成为这代领导人首要关注的问题。这批领导干部多为“经济改革精英”，具备“技术官僚”（technocratic）和“重视能力和素质”的倾向。很多学者认为，江泽民在位13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技术官僚”类领导干部（尤其是中低层）的智慧。
政治上， 新一代领导阶层必然会加大改革力度，这不仅仅因为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和思想已经萌芽，而也是因为现政权害怕重蹈前苏联和其他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关于民主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邓小平也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这些中共领导强调的民主问题落在第四代领导人身上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他们认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非政府组织迅速崛起、人民民主意识日益觉醒、各地方积极实践民主选举、律师行业规模性扩张、媒体商业化等因素也促使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加大政治民主改革运动。
在外交方面，新一代领导人显得与世界步伐更为一致，他们将着力树立中国在世界地位上的良好形象。李成暗指中国新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上会更符合美国人的胃口，他们不热衷意识形态、缺乏领袖的感召力、务实、更了解西方社会和国家，这使中美双方的交流更加通畅。
这本在中国两会召开后仅几月出版的书籍，无疑透露了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新领导阶层的莫大兴趣。21世纪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多元化时期，给予不同学者观察与评介中国新领导人的叙事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描述的内容浓缩的不简单是几个中国核心领导人物生平逸闻或行事方式等，更反映是对在当下中国何去何从的思索和问寻。
曾进，《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 06月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