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间智库 夹缝中求生

发表:2003-06-1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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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 王绰中/北京专题报导)“我们这批人共同的特征是: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反对特权行事。可是,我们除了要过着清贫的生活外,也还要接受当道的排斥。”在SARS逐渐远离的一个午后,北京自由派学者仲大军感慨地表示。

五十一岁的仲大军,文革期间正值初中,学习力最旺的年代却被迫弃学下乡,大陆人俗称他们“老三届”,这一代人脸庞历经风霜、内心饱受沧桑。

文革后以二十六岁“高龄”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的仲大军,虽曾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研究机构待过,但成长于乱世的仲大军,深知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重要性,实在看不惯在专制体制束缚下唯唯诺诺,三年前毅然脱离,自行创办“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开始体制外的学术研究,正式走上这条艰苦卓绝的不归路。

其实,北京像仲大军一样硬骨子的学界人士还有不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刘军宁,由于长期对当局大一统观念和专制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得罪当道,甚至传说被江泽民直接点名,最后只得离开社科院,太太在建设部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曾经获得哈佛大学研究奖金的刘军宁在回国后,目前工作挂在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他自己也成了“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希望能尽所学,为中国改革付出心力。

此外,八十年代未曾在国务院体改委工作的曹思源,以及七十多岁、原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茅于轼,他们都是大陆知识界的良心,经常发表当局不喜欢的政、经言论,两人都被排除于官方掌控的学界核心之外。

五十多岁的曹思源与茅于轼对当前中国的政经现况都有犀利的见解。为了贡献所长,曹思源成立“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由自己负责中心各项业务;茅于轼则创设“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于年事高,他已将研究所交给不到五十岁、原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盛洪负责。

虽然这些中国学界硬汉近年来纷纷成立体制外的智库,以寻求谋生和立论,但他们心里都知道,中国民间智库的能量、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其实还是很弱小的,官方几乎垄断所有的资源,民间学者有如凤毛麟角,他们要在夹缝中求生,困难重重。

“政府对民间智库有歧视,我们很难在社会上展开活动。多数单位都不敢请我们演讲或担任咨询顾问,被官方掌控的媒体也不敢报导我们的言论或文章。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没有饭吃。”北京一位民间智库人士分析说。

除了斩断经济来源外,官方打压也时有所闻。今年初,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会邀请刘军宁晚上到该校演讲,结果准备开讲时,突然停电,演讲只得终止;“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打算联合举办会议,但人大主办方受到上级压力而取消。

中国的智库约有两千五百个,几乎全数是官方的,研究人员约有三万五千,后勤服务人员更高达二十七万。至于这些官方智库中,比如胡鞍钢的“清大国情研究中心”、樊纲的“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和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般文章、议论与民间智库学者有很大的区别,有自由派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时讲话“比官员还要官员”。

仲大军就批评说,历史上中国思想界其实一直很活跃的,但这三、四万学者受到政府体制的束缚,很难有所创新,这实在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当前中国的知识界,最缺的就是“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

目前北京多位民间智库学者都在努力向社会下层扎根,他们多非权贵阶层出身,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们强调,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希望政府各项措施能更多的倾向劳苦大众,不要为富人和权贵撑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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