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7-08 20:58:00作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天涯的“关天茶舍” 。在这里，我找到了7年前第一次看《南方周末》时的激动。就像《南方周末》曾经说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关天里，那些对普通人命运关怀的贴子，那些对社会问题洞若观火的文章，点燃我重提那件让我心痛的往事。
1996年我就读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现在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那时的我一心向往着去《南方周末》纵横驰骋，梦想用自己的所学，为身处底层的人民伸张正义。但涌动的激情却在一次新闻实践中坠入冰窟，因此我也放弃了新闻工作的理想，转投商海。
98年放寒假回福建莆田老家，父亲告诉我村里有个叫吴国兴的老人，因交不出2000元的计划生育 “罚金”而家破人亡：房屋被折毁，他的60多岁的老伴让镇干部打死，几个儿子被打成重伤，他自已也被踢得昏过去。我父亲说他们没有违反国家生育政策，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希望我能帮帮他。如果不是自已亲身去了解，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了解情况以后，我觉得国家计生工作到了地方已变了味，成了地方中饱私囊的工具，只要交钱，多生几个也不嫌多；如果没钱交，那么结局就会类似上面所述，更有甚者，你就是没有违反计生政策，也给你整个“擦边球”，让你交罚金，吴国兴一家就是这其中的受害者。于是我开始着手整理材料，希望通过媒体把此事曝光。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天真”。
整理材料过程中，我咨询了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虽然对此事很气愤，可是语气中都显得力不从心，对这事件的公正处理没有任何信心。材料整理完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南方周末》，当时学校还没有流行互联网，传真就是当时最快的办法了，十几页的材料（包括证明材料）传到《南方周末》，可是几天过去，仍没有消息，我按捺不住，给当时《南放周未》的头版编辑沈灏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似有难言之隐，放下电话，我难受得直掉眼泪，一直奉为“知音”的《南方周末》为什么对此事置之不理？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年轻的我当时很难理解《南方周末》的沉默。这样的现实并没有结束，这仅仅是开始。
我很快又与《中国青年报》法制版联系上了，因为在大二实习时，我曾写过一篇反映武昌火车站违法乱纪现象的报道，记得那篇报道曾提到一些敏感部门，编辑为慎重起见，在发表前与我有过多次电话交流。事隔一年，我又找到了这位编辑。看完我发过去的材料，他也很震惊，记得当时他义愤填膺，说：“竟然有这种事！”并告诉我准备派人下来调查。当时我放下电话激动得哭了！强烈地感觉吴老一家能见天日了！现在回想，当时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和我一样激动的吴国兴老人迟迟没有盼来调查的人。我又找到了编辑，他说这事只能发在内参，但我明显感觉他语气没有上次坚决了。结果内参也没有发表。
在《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碰壁后，我变得冷静许多，但依然没有放弃努力，我把材料又分别寄到了中央台《焦点访谈》和《社会经纬》栏目，结果也是石沉大海！
随后，通过系主任的介绍，我找到了新华社湖北分社的社长，他曾经担任过新华社福建分社的社长，因此我以为在他那能找到发在内参的一丝希望，他却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他在福建这么多年，发现莆田的情况特别复杂，有许多反应莆田情况的线索，刚开始还会派记者下去调查，后来都是不了了之。我明白他的意思，很知趣的走了。
几经周折，我对媒体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我不能太苛求媒体。就像老范说的：错不在媒体，国情如此，他们的上面都有很多主管部门看着，不是编辑记者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但另一方面媒体是公众舆论的阵地，如果媒体不来打破这种可怕的麻木与沉默，又有谁可以做到呢？如果连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不抵抗便放弃了发言的阵地，那岂不是在纵容作恶之人的嚣张气焰？正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媒体应该承载着更沉重、更神圣的使命，弱势群体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媒体的关注，媒体又岂能熟视无睹呢？ 我在学校为此事东奔西跑的同时，吴国兴老人也在为他的官司到处奔波，倾尽他所有的余力，但我们的呐喊显得苍白无力！
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心如刀绞。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开始怀疑我所学的专业是否有用，因此毕业时我没有选择从事媒体工作。我很失望，但我可以选择逃避；可对吴国兴一家人来说，每天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煎熬，我很敬佩吴国兴老人，他比我坚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前几天他告诉我，他要继续上告。
近来关注的孙志刚一案对我颇受鼓舞，《南方都市报》有一段评论可以给我们答案：“我们在关注此事的时候，不应过分关注孙志刚的身份…….还要还原出孙志刚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对特殊身份的义勇而淹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呢？谁不是普通公民呢？”
以下是吴老事件的经过：
1997年1月25日，吴国兴最小的儿子吴玉盛，喜得一子，全家老小激动不已。在此之前吴玉盛的两个小孩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是吴玉盛唯一存活下来的小孩，沉浸在喜悦中的吴老一家万万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
97年3月16日上午莆田黄石镇分管计划生育的余某，以未办准生证为由，要吴老交纳2000元罚金。而早在96年2月，吴老就向村里申请办理准生证，之后多次催问，仍迟迟未予以办理，直到小孩快出生的前一个月村领导黄某私下找吴老说：“你拿1万元来，我立即给你办，以后就不会有事。”吴老“单纯”的认为儿子今年31岁才有一个孩子，无任何违法行为，没理由交这1万元，于是拒绝村领导的要求。吴老的再次拒绝激怒了黄石镇分管计划生育的余某，余某临走前恶狠狠地对吴老说：“钱不交可以，待后你就知道厉害！”
当天下午，余某带着黄石镇副镇长吴某等十几个人（除了几个镇上和村里的领导，其它几个是雇的打手），手持棍棒冲到吴老家，他们砸吴老家屋顶的瓦片，推倒大门，吴老的儿子上前劝说，便招来一顿暴打，一伙人将其推倒在地，用脚猛踢，听到儿子凄惨的哀叫声，他的母亲（吴老的妻子，63岁）本能地伏护在儿子身上，面对年迈的老人，他们没有丝毫留情的余地，继续一阵猛踢；吴老早已向站在一旁观望的副镇长吴某苦苦哀求，岂料，另一名随行人员上前重重地踢向吴老头部，吴老当场被踢晕过去。上前劝阻的还有吴老的二儿子吴玉春和儿媳叶长兰，也招来不同程度的殴打，场面一片混乱。经医院诊断：吴老之妻背部两根肋骨骨折，大、小腿及背部有多处踢伤的青块，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儿子吴玉泉被打致重伤；吴老在村民的抢救下苏醒过来。他们的家已被毁得破烂不堪，千疮百孔。吴老之妻死去当天，他最小的儿子吴玉盛对村干部仍抱一丝希望，希望村干部为其申冤，得到的答复是：“你死母亲，关我何事！”
平时吴国兴为人友善，与村民和睦相处，为何当时围观村民无人敢声援？村民说：在这里这样的事太多，以前有人去劝阻或是向上面反应这种情况的，结果都遭到报复，后来就没人敢站出来了！
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吴老决定将村、镇领导告上法庭。97年4月20日，吴老向莆田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诉讼，状告以余某为首的黄石镇人民政府。
吴老一家的不幸很快传到邻近几个村，听说要状告余某，邻近受害村民闻讯打听到吴老家，向吴老哭诉自已相似的遭遇。其中有两份受害村民写的材料如下：
“1992年5月18日中午11时许，我媳妇从城里赶回家参加妇检，妇检完毕出来时，谁知，早已在有阴谋策划下的恶棍余峰（村干部）故意调戏我媳妇，并凶狠地拉着她的手说：“不能走，钱拿来交。”这时黄石镇司法组干部兼我村支部书记余九丕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充当帮凶，拧着我媳妇的手，边推边打，两人还把我媳妇关在一间仓库里，当她苏醒时，头晕眼花，疼痛难忍。事后余九丕身为司法人员不但不正视自已的错误，竟将我媳妇再次关押在黄石镇人民政府时达三十余小时，确系隶属侵犯人权行为。为此，迫切希望查明真相，对违法乱纪行为给予应得处分，以提高干部素质，确保计生国策深入人心。”
请愿人：黄石镇横塘村中国共产党员张文候
另一份材料：
“1992年9月9日上午，镇干部余九丕、林高坤及村干部到控告人家摧收统购款，当时控告人不在家，控告人妻慌忙答复：“我马上去向邻居借款上交。”余九丕等人不由分说，欲动手搬家具，拆门框，直到（控告人）妻借够86元，他们才离去。
当日下午三时许，镇干部林高坤遇见控告人，以控告人讲过多牢骚为由，挥拳击打控告人头部、脸部。余九丕也上前对控告人拳打脚踢，致控告人踢倒在地。村民扶控告人回家后，控告人妻立即将前后门关牢。稍许，余九丕等人破门而入，猛打控告人，直到控告人昏倒在地，余九丕仍不解恨，又把昏死过去的控告人丢在马路上，用脚猛踩控告人腹部，走时，还取走控告人家里一把菜刀。
经莆田市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控告人外伤性肠破裂及全身多处受伤，属重伤。请求有关部门立案侦查，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以伸张正义，维护控告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此致
莆田县公安局
控告人：方吓文
1992年9月27日
这些敢写材料的村民大多都是稍有点“经济能力”和“背景”的，而更多的是一些很穷，无能力上告的村民，其中就包括一位被打致残的村民。吴老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上告，却没人敢响应，怕遭来报复。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二次开庭，莆田县人民法院领导林某劝吴老以经济赔偿2. 6万私了此事，吴老拒绝私了，要求法院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并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吴老没有答应法院的处理意见，此案便被搁置，久久没有结果。而在此期间吴老的两家邻居借钱给他上告一事被村、镇领导知道后，分别被罚了5000元。
吴老对县法院失去信心，准备走上一条漫漫的**之路。由于吴老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为了给自已上告找些法律依据，吴老开始查阅相关的法律书籍，并每天关注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社会调查》，另一方面四处筹钱。
97年9月14日，吴老站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大门前，脖子上挂着诉状。由于几天的奔波劳累，那天吴老晕倒在省人民政府的门前。在过往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部了解冤情后，为吴老写了一份公函让他转交给莆田市检察院。岂料，吴老和这份公函成了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从莆田市检察院转到了市政法委，又从市政法委到市人民政府……...，结果还是个未知数！
而此时余某被提拔为黄石镇总治理主任（负责全镇的保安工作）。
悲愤交加的吴老不得不继续往返于莆田与福州之间，连吴老也数不清到底前后奔波了多少趟，不停地辗转于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最后一次手上便多了一份省公安厅发给莆田县人民法院的公函。案件总算有了“结果”。
97年12月，莆田县法院副院长林某和县纪检委副书记林某向吴老口头保证：追究当事人违反党纪责任，赔偿经济2. 6万。前提条件是撤诉。由于多方施压，吴老只得答应。
事后，吴国兴老泪纵横地向我哭诉：“这是一场骗局！”吴老除了收到镇里2.6万经济赔偿外，并没有对当事人做相关的处理。那就是他最后苦苦争取来的“结果”。！为讨个公道，吴老已一贫如洗，背下沉重的债务，吴老日渐消瘦，1.75米的个就只有92斤！。
1998年正月初四，是我第一次见到吴老，那天是莆田地方传统的大年夜，热闹程度不亚于大年三十。而当我走进吴老的家时，他一个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吞咽早晨剩下的面条。听完吴老的经历，我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止不住的流，我没敢抬头看吴老那张苍桑的脸。
随后，我将吴老的事发给我认为有可能关注的各个权威媒体，其间找了很多人，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当时正值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会议强调的一个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和舆论导向下，媒体选择了沉默。
98年4月，吴老打电话告诉我余末因赌博被莆田县公安局抓获，没过多久便解决了，同时又提升做了镇司法组书记。
余某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吴老给我的材料里又多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单：黄石镇斗南村郑公潘、并山村陈九治、沙堤村张确治、瑶台村张风泉、风山村张文林、东甲村…….。
前几天打电话了解吴老的近况，吴老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行，但上告的事情一直没有放弃，他会用余生的精力与他们进行斗争。只是经济情况让他难以确定何时上告的时间。
今天把吴老的遭遇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声援，特别是法律方面的援助，如果您对吴老重新起诉一事有好的建议，请发送至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或寄至：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清前村16组吴国兴收，邮编：351144. 非常感谢！
左转90度
2003/6/20
1996年我就读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现在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那时的我一心向往着去《南方周末》纵横驰骋，梦想用自己的所学，为身处底层的人民伸张正义。但涌动的激情却在一次新闻实践中坠入冰窟，因此我也放弃了新闻工作的理想，转投商海。
98年放寒假回福建莆田老家，父亲告诉我村里有个叫吴国兴的老人，因交不出2000元的计划生育 “罚金”而家破人亡：房屋被折毁，他的60多岁的老伴让镇干部打死，几个儿子被打成重伤，他自已也被踢得昏过去。我父亲说他们没有违反国家生育政策，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希望我能帮帮他。如果不是自已亲身去了解，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了解情况以后，我觉得国家计生工作到了地方已变了味，成了地方中饱私囊的工具，只要交钱，多生几个也不嫌多；如果没钱交，那么结局就会类似上面所述，更有甚者，你就是没有违反计生政策，也给你整个“擦边球”，让你交罚金，吴国兴一家就是这其中的受害者。于是我开始着手整理材料，希望通过媒体把此事曝光。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天真”。
整理材料过程中，我咨询了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虽然对此事很气愤，可是语气中都显得力不从心，对这事件的公正处理没有任何信心。材料整理完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南方周末》，当时学校还没有流行互联网，传真就是当时最快的办法了，十几页的材料（包括证明材料）传到《南方周末》，可是几天过去，仍没有消息，我按捺不住，给当时《南放周未》的头版编辑沈灏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似有难言之隐，放下电话，我难受得直掉眼泪，一直奉为“知音”的《南方周末》为什么对此事置之不理？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年轻的我当时很难理解《南方周末》的沉默。这样的现实并没有结束，这仅仅是开始。
我很快又与《中国青年报》法制版联系上了，因为在大二实习时，我曾写过一篇反映武昌火车站违法乱纪现象的报道，记得那篇报道曾提到一些敏感部门，编辑为慎重起见，在发表前与我有过多次电话交流。事隔一年，我又找到了这位编辑。看完我发过去的材料，他也很震惊，记得当时他义愤填膺，说：“竟然有这种事！”并告诉我准备派人下来调查。当时我放下电话激动得哭了！强烈地感觉吴老一家能见天日了！现在回想，当时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和我一样激动的吴国兴老人迟迟没有盼来调查的人。我又找到了编辑，他说这事只能发在内参，但我明显感觉他语气没有上次坚决了。结果内参也没有发表。
在《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碰壁后，我变得冷静许多，但依然没有放弃努力，我把材料又分别寄到了中央台《焦点访谈》和《社会经纬》栏目，结果也是石沉大海！
随后，通过系主任的介绍，我找到了新华社湖北分社的社长，他曾经担任过新华社福建分社的社长，因此我以为在他那能找到发在内参的一丝希望，他却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他在福建这么多年，发现莆田的情况特别复杂，有许多反应莆田情况的线索，刚开始还会派记者下去调查，后来都是不了了之。我明白他的意思，很知趣的走了。
几经周折，我对媒体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我不能太苛求媒体。就像老范说的：错不在媒体，国情如此，他们的上面都有很多主管部门看着，不是编辑记者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但另一方面媒体是公众舆论的阵地，如果媒体不来打破这种可怕的麻木与沉默，又有谁可以做到呢？如果连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不抵抗便放弃了发言的阵地，那岂不是在纵容作恶之人的嚣张气焰？正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媒体应该承载着更沉重、更神圣的使命，弱势群体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媒体的关注，媒体又岂能熟视无睹呢？ 我在学校为此事东奔西跑的同时，吴国兴老人也在为他的官司到处奔波，倾尽他所有的余力，但我们的呐喊显得苍白无力！
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心如刀绞。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开始怀疑我所学的专业是否有用，因此毕业时我没有选择从事媒体工作。我很失望，但我可以选择逃避；可对吴国兴一家人来说，每天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煎熬，我很敬佩吴国兴老人，他比我坚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前几天他告诉我，他要继续上告。
近来关注的孙志刚一案对我颇受鼓舞，《南方都市报》有一段评论可以给我们答案：“我们在关注此事的时候，不应过分关注孙志刚的身份…….还要还原出孙志刚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对特殊身份的义勇而淹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呢？谁不是普通公民呢？”
以下是吴老事件的经过：
1997年1月25日，吴国兴最小的儿子吴玉盛，喜得一子，全家老小激动不已。在此之前吴玉盛的两个小孩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是吴玉盛唯一存活下来的小孩，沉浸在喜悦中的吴老一家万万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
97年3月16日上午莆田黄石镇分管计划生育的余某，以未办准生证为由，要吴老交纳2000元罚金。而早在96年2月，吴老就向村里申请办理准生证，之后多次催问，仍迟迟未予以办理，直到小孩快出生的前一个月村领导黄某私下找吴老说：“你拿1万元来，我立即给你办，以后就不会有事。”吴老“单纯”的认为儿子今年31岁才有一个孩子，无任何违法行为，没理由交这1万元，于是拒绝村领导的要求。吴老的再次拒绝激怒了黄石镇分管计划生育的余某，余某临走前恶狠狠地对吴老说：“钱不交可以，待后你就知道厉害！”
当天下午，余某带着黄石镇副镇长吴某等十几个人（除了几个镇上和村里的领导，其它几个是雇的打手），手持棍棒冲到吴老家，他们砸吴老家屋顶的瓦片，推倒大门，吴老的儿子上前劝说，便招来一顿暴打，一伙人将其推倒在地，用脚猛踢，听到儿子凄惨的哀叫声，他的母亲（吴老的妻子，63岁）本能地伏护在儿子身上，面对年迈的老人，他们没有丝毫留情的余地，继续一阵猛踢；吴老早已向站在一旁观望的副镇长吴某苦苦哀求，岂料，另一名随行人员上前重重地踢向吴老头部，吴老当场被踢晕过去。上前劝阻的还有吴老的二儿子吴玉春和儿媳叶长兰，也招来不同程度的殴打，场面一片混乱。经医院诊断：吴老之妻背部两根肋骨骨折，大、小腿及背部有多处踢伤的青块，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儿子吴玉泉被打致重伤；吴老在村民的抢救下苏醒过来。他们的家已被毁得破烂不堪，千疮百孔。吴老之妻死去当天，他最小的儿子吴玉盛对村干部仍抱一丝希望，希望村干部为其申冤，得到的答复是：“你死母亲，关我何事！”
平时吴国兴为人友善，与村民和睦相处，为何当时围观村民无人敢声援？村民说：在这里这样的事太多，以前有人去劝阻或是向上面反应这种情况的，结果都遭到报复，后来就没人敢站出来了！
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吴老决定将村、镇领导告上法庭。97年4月20日，吴老向莆田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诉讼，状告以余某为首的黄石镇人民政府。
吴老一家的不幸很快传到邻近几个村，听说要状告余某，邻近受害村民闻讯打听到吴老家，向吴老哭诉自已相似的遭遇。其中有两份受害村民写的材料如下：
“1992年5月18日中午11时许，我媳妇从城里赶回家参加妇检，妇检完毕出来时，谁知，早已在有阴谋策划下的恶棍余峰（村干部）故意调戏我媳妇，并凶狠地拉着她的手说：“不能走，钱拿来交。”这时黄石镇司法组干部兼我村支部书记余九丕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充当帮凶，拧着我媳妇的手，边推边打，两人还把我媳妇关在一间仓库里，当她苏醒时，头晕眼花，疼痛难忍。事后余九丕身为司法人员不但不正视自已的错误，竟将我媳妇再次关押在黄石镇人民政府时达三十余小时，确系隶属侵犯人权行为。为此，迫切希望查明真相，对违法乱纪行为给予应得处分，以提高干部素质，确保计生国策深入人心。”
请愿人：黄石镇横塘村中国共产党员张文候
另一份材料：
“1992年9月9日上午，镇干部余九丕、林高坤及村干部到控告人家摧收统购款，当时控告人不在家，控告人妻慌忙答复：“我马上去向邻居借款上交。”余九丕等人不由分说，欲动手搬家具，拆门框，直到（控告人）妻借够86元，他们才离去。
当日下午三时许，镇干部林高坤遇见控告人，以控告人讲过多牢骚为由，挥拳击打控告人头部、脸部。余九丕也上前对控告人拳打脚踢，致控告人踢倒在地。村民扶控告人回家后，控告人妻立即将前后门关牢。稍许，余九丕等人破门而入，猛打控告人，直到控告人昏倒在地，余九丕仍不解恨，又把昏死过去的控告人丢在马路上，用脚猛踩控告人腹部，走时，还取走控告人家里一把菜刀。
经莆田市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控告人外伤性肠破裂及全身多处受伤，属重伤。请求有关部门立案侦查，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以伸张正义，维护控告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此致
莆田县公安局
控告人：方吓文
1992年9月27日
这些敢写材料的村民大多都是稍有点“经济能力”和“背景”的，而更多的是一些很穷，无能力上告的村民，其中就包括一位被打致残的村民。吴老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上告，却没人敢响应，怕遭来报复。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二次开庭，莆田县人民法院领导林某劝吴老以经济赔偿2. 6万私了此事，吴老拒绝私了，要求法院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并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吴老没有答应法院的处理意见，此案便被搁置，久久没有结果。而在此期间吴老的两家邻居借钱给他上告一事被村、镇领导知道后，分别被罚了5000元。
吴老对县法院失去信心，准备走上一条漫漫的**之路。由于吴老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为了给自已上告找些法律依据，吴老开始查阅相关的法律书籍，并每天关注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社会调查》，另一方面四处筹钱。
97年9月14日，吴老站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大门前，脖子上挂着诉状。由于几天的奔波劳累，那天吴老晕倒在省人民政府的门前。在过往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部了解冤情后，为吴老写了一份公函让他转交给莆田市检察院。岂料，吴老和这份公函成了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从莆田市检察院转到了市政法委，又从市政法委到市人民政府……...，结果还是个未知数！
而此时余某被提拔为黄石镇总治理主任（负责全镇的保安工作）。
悲愤交加的吴老不得不继续往返于莆田与福州之间，连吴老也数不清到底前后奔波了多少趟，不停地辗转于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最后一次手上便多了一份省公安厅发给莆田县人民法院的公函。案件总算有了“结果”。
97年12月，莆田县法院副院长林某和县纪检委副书记林某向吴老口头保证：追究当事人违反党纪责任，赔偿经济2. 6万。前提条件是撤诉。由于多方施压，吴老只得答应。
事后，吴国兴老泪纵横地向我哭诉：“这是一场骗局！”吴老除了收到镇里2.6万经济赔偿外，并没有对当事人做相关的处理。那就是他最后苦苦争取来的“结果”。！为讨个公道，吴老已一贫如洗，背下沉重的债务，吴老日渐消瘦，1.75米的个就只有92斤！。
1998年正月初四，是我第一次见到吴老，那天是莆田地方传统的大年夜，热闹程度不亚于大年三十。而当我走进吴老的家时，他一个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吞咽早晨剩下的面条。听完吴老的经历，我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止不住的流，我没敢抬头看吴老那张苍桑的脸。
随后，我将吴老的事发给我认为有可能关注的各个权威媒体，其间找了很多人，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当时正值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会议强调的一个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和舆论导向下，媒体选择了沉默。
98年4月，吴老打电话告诉我余末因赌博被莆田县公安局抓获，没过多久便解决了，同时又提升做了镇司法组书记。
余某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吴老给我的材料里又多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单：黄石镇斗南村郑公潘、并山村陈九治、沙堤村张确治、瑶台村张风泉、风山村张文林、东甲村…….。
前几天打电话了解吴老的近况，吴老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行，但上告的事情一直没有放弃，他会用余生的精力与他们进行斗争。只是经济情况让他难以确定何时上告的时间。
今天把吴老的遭遇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声援，特别是法律方面的援助，如果您对吴老重新起诉一事有好的建议，请发送至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或寄至：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清前村16组吴国兴收，邮编：351144. 非常感谢！
左转90度
2003/6/20
